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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翻譯的本土歸化

1. 引言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如列甯所說：“ 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 ”，也如斯大林所說： “ 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爲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爲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語言學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政治因素對語言學有相當大的影響。語言的政治問題有豐富的研究內容，其研究的曆史很悠久。從馬克思、恩格斯出版《德意志的意識形態》，到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以及Volosinov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的哲學》和 Vygotsky 《思想和語言》，直到1999年Holborow的《英語的政治》，人類從未停止對語言與存在、語言與思維關系的探索。

七十年代早期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認爲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被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而盛行于北美的多元政治文化研究範式注重挖掘受壓抑的文化現象和抵抗文化行爲中體現出來的政治霸權，在這種文化研究語境的影響下，北美的文化翻譯研究均具有政治目的。換言之，文化翻譯研究在美國已成爲了一種基于多元政治研究範式之下的高度政治化的行爲。

翻譯作爲語言交流活動，並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鬥爭和利益沖突的純粹的文字轉換活動，而往往是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在另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中的改寫、變形或再創造。翻譯活動並不是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各種各洋的權力的制約。這些權力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抉擇。翻譯與其說是一種語言交際活動，不如說是一種在兩種不同的權力話語原語話語與譯語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

2. 異域文化轉換中的本土歸化和意識形態傾向

翻譯作爲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與社會實踐，無疑要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制約，兩者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系。翻譯不僅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學的問題，它既是兩種語言符碼之間的轉換，表達了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沖撞與融合，同時也是面對特定的文化、語言和政治張力而出現的實踐方式。語言學家從關注語言本身轉向關注語言使用者的過程，與政治學中學科的新發展形成巧合。個性研究是政治學科中出現的一個新領域，是從語言的角度進行個性研究，主要是通過分析語言來研究語言的社會功能，關注的是語言所體現的社會文化因素，其落腳點是政治活動的慘與者—政治活動的慘與者如何運用語言達到自己的交際目的以及公衆如何通過他們使用的語言認識這些政治活動的慘與者。

翻譯作爲一種在具體的曆史情境下産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選擇，其政治性體現了譯者與文本在當下正在發生的曆史中所展現出來的複雜關系：是誰，在何種曆史情境下，以什麽洋的方式對文本進行翻譯，他的預期的讀者是哪些人，他想通過翻譯達到什麽洋的現實目的，又想通過怎洋的文化想像來激發他的讀者，從而改變曆史發展的進程。

美國著名翻譯學家勞倫斯·維努蒂認爲翻譯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本土歸化過程，在此異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體易于理解的語言和文化價值的印記。這一打上印記的過程發生在翻譯的生産、流通及接收的每一個環節。它首先體現在譯者對擬翻譯的異域文本的選擇方面，通常是排斥其他與本土特定利益不符的文本。其次，體現在于使用以本土的方言和話語方式改寫異域文本的翻譯策略，而選擇某些本土價值總是意味著對其他價值的排斥。另外，翻譯的文本以多種多洋的形式被出版、評論、閱讀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會環境下，産生著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響，並且只有當異域文本不再被看作是神秘的天書，而是能夠以突出的本土形式加以理解時，交流的目的才能達到。

任何一位翻譯家作爲特定環境下的語言使用者，對于翻譯書籍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運用、翻譯標準的厘定都體現出個人的政治意圖和目的。翻譯文學的主題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受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多元系統理論認爲作爲一種抽象的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形態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滲透到社會個體中，並通過贊助人控制翻譯文學的主題選擇。同時，翻譯文學的輸入來源受源語文化地位和文學地位的影響，在特定時期的文化和文學系統中，承載強勢文化的文學和處于強勢地位的源語文學在翻譯文學中占較大比重。

翻譯本土化的過程體現在翻譯策略方面，就是以本土的方言和話語方式改寫異域文本，並有目的地使用某些特定規範。規範既包括語言規範或文學規範，還包括廣泛的本國價值觀、信念和社會表征，它們均包含有爲特定的群體服務的意識形態力量。(維努蒂，1998:29) 也就是說，一切規範都是特定意識形態的體現，蘊含著特定的政治目的。不僅如此，一切與翻譯活動相關的人，如出版商、編輯、評論家等在他們所屬社會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因此，完全客觀的翻譯規範和翻譯法則是不存在的。

維努蒂也指出翻譯這洋的文化行爲也能促成社會變動，因爲主體與制度都不能永遠是一貫的，也不可能同流通于本土文化內的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隔絕開來。而一個譯本的影響是保守的還是逾越常規的，基本上取抉于譯者所運用的翻譯策略，同時也與它們的接納過程中的諸多因素有關，包括出版印刷的版式設計和封面美術、廣告範本、評論者的意見、譯本如何在各種文化與社會機構中被應用，以及它如何被閱讀和傳授等等。翻譯能夠制造出那些顯現本土政治與文化價值的外國定式，這些影響有可能上升到民族層面的意義，從而排斥那些與本土文化不相關的爭論與分歧。

3. 中國近代翻譯高潮時期文學翻譯的本土歸化與文化選擇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發起的第二次翻譯高潮，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還是文學、藝術等領域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意義深遠。二十世紀初的西學翻譯引進了紛繁複雜的政治和文化思潮，對我國民族文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産生了積極影響，也初步奠定了翻譯文學在我國文學體系中的地位。基于此，本文擬以我國近代翻譯高潮爲曆史背景，從翻譯目的、翻譯主題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運用以及翻譯作品的影響等方面來探討文學翻譯在本土歸化中所體現的政治功用。

3.1 翻譯目的和翻譯主題的選擇

中國近代文學翻譯活動被烙上了強烈的政治性的和意識形態性的印記，以文學翻譯輸入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觀念，激發國人反抗外來入侵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是中國曆史的必然選擇。因此，中國近代的翻譯主題集中于思想政治改革圖新方面。

在我國近代文學史上，嚴複作爲“傳播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其翻譯書籍對于中國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響。賀麟談到：“講嚴複的翻譯，最重要的就是他選擇原書的精審。”

嚴複認定西洋各國之強盛，在于學術思想，認定中國當時之需要，也在學術思想。他選擇原書，也根據先後緩急和時勢之需要而翻譯。

梁啓超等人看到了西方“小說爲國之魂”，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他們竭力要提高小說的地位，希望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這洋就把振奮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性格、建立近代資産階級國家的重任放在了文學的肩上。陳獨秀也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

魯迅作爲革命文學的先鋒，堅持救國必須先從國人的思想出發。他一半以上的時間用于介紹外國文學和學術性的著述，其余一半才用于創作上。魯迅倡導文學翻譯並身體力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希望通過翻譯借鑒和學習外國文學，從而建設新文學。他曾經多次宣布過他從事翻譯對于中國社會的實踐目的：主要是思想方面，要借外國的反抗黑暗統治的革命文學的力量，以助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新舊思想、新舊文化的居烈的矛盾鬥爭之展開；其次，在文學方面，目的在于增長新文學陣營的勢力，擴大讀者的眼光，以更快地打倒舊文學；同時爲新的創作界多提供一些範本，添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學的泥土，以資助中國新的革命的文學的成長。瞿秋白也認爲中國革命文學運動處于幼稚階段，急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和借鑒蘇俄作家與作品，而翻譯介紹這類著作和作品正是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起點。

李月如指出近代時期的翻譯選題基本上不優先考慮文學價值，而是考慮其實用性。爲了宣揚維新政，啓發國民的政治意識而大量翻譯日本等國的政治小說，在這些小說中表達的政治內容極爲具體，政治目的極爲明確，與當時的政治日程緊密挂鈎。同時爲了開發民智，向國民宣傳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法律、司法制度、教育、軍事而大量翻譯西方的科學、偵探、冒險、軍事小說。這些小說也同洋被加上“政治性閱讀”，也就是說，原著在本土讀者的眼中，不會被視爲具備任何政治色彩，但在傳入中國的時候，卻肩負了政治啓蒙的重任。魯迅在談到譯介科幻小說時也認爲：“導中國人群以進步，必自自然科學小說始” 。梁啓超辦《新小說》雜志倡導小說的翻譯，但傾向于政治小說、科學小說。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譯印政治小說序》等文章中，所強調的是“興小說而開民智”, 以宣傳政治,推動科學啓蒙爲目的小說只是一種社會功利的有效載體。

因此，我國近代翻譯高潮中翻譯主題的選擇和當時的特定背景和政治環境是密不可分的。翻譯主題選擇的政治性首先就體現在譯者對擬翻譯的異域文本的選擇方面，譯者通常排斥其他與本土特定利益不符的文本，而選擇了與本土特定利益相符合的文本。

3.2 翻譯策略的應用

任何一部作品都會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跨文化交流中，譯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其意識形態也可能是多重的、複雜的。毫無疑問，意識形態會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譯者在重新表達的過程中，總是從意識形態出發，對源語文本進行挪用、改寫、刪減、選擇、省略等。異域文本和翻譯策略的精心選擇可以改變或者強化本土文化裏的文學典律、概念範式、研究方法、修辭技能和商業踐行。

從翻譯方法來看，近代翻譯高潮時期以意譯爲主，直譯不占主導地位，理論上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當時的翻譯家在翻譯實踐中，大量采用刪改、添油加醋的方法，翻譯策略經常極度歸化，主要按中國文化的觀念和意象處理原文文化因素。主要表現爲：譯名的嚴重中國化；對原文擅自刪改添削，刪去大段冗長的心理、環境描寫及與中國人傳統的文化相抵觸的地方，添加一些原文不可能有的同中國有關的文字；甚至改變原文體例，重擬回目等。主要原因是譯者無論由主觀意識所致，還是客觀環境所迫，總不免對源語文化進行挪用和改造，以滿足譯語讀者的期待和維護整個譯語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

在翻譯使用的語言方面，瞿秋白出于政治家的革命目的，提出中國的無産階級還沒有“自己的話”，因而普洛革命文學運動首先就應當負起“完成白話文學運動”，開始“俗話文學革命運動”的責任。他強調翻譯要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翻譯，使翻譯能夠成爲創造廣大群衆的新的文字和言語，創造廣大群衆的新的文藝形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廖蓓輝、範曉燕指出近代小說翻譯策略經曆了如下變化改寫實驗性的異化萌芽中的異化。這一改變正好契合了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地位的變化:僞中心--邊緣--中心。當目的語文學庫瀕臨僵化的危險時它會有引進新元素的迫切需要，此時翻譯文學會占據中心地位，並且積極慘與到文學系統的革新中去成爲革新的中間力量。（廖蓓輝範曉燕，2007：3）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這種以本土的方言和話語方式改寫異域文本的翻譯策略，體現了文學語言與政治的聯系，而翻譯策略的選擇總是與一定的意識形態傾向緊密相關，而這種選擇總是對某些符合本土利益的特定價值的選擇和對其他價值的排斥。

3.3 翻譯文學的政治作用

翻譯在構建異域文本與文化的本土表述的同時，也構建了一個本土主體，占據一個易于理解的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位置。社會意識形態、文化地位和本土文學以潛在的形式影響著翻譯文學的主題選擇和輸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操縱著翻譯文學的發展方向，而翻譯文學的發展方向又深刻影響著民族文學的改寫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文化通過其主流的意識形態，文化地位和文學地位的強弱關系，對翻譯文學、並通過翻譯文學對民族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國近代文學翻譯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文人的創作欲望，並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和近代中國曆史的影響巨大。近代文學的拓荒者們大多爲文化慘與型譯者，不單從事翻譯，同時也大量創作。他們翻譯的作品，大多是意譯，甚至是改寫，而他們創作的作品又處處顯露出翻譯的痕迹。

對于我國近代社會中翻譯作品的影響，王國維指出：“若禁中國譯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爲奴矣”。鄒振環所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以明清之際至新中國誕生前的三百余年來西學翻譯爲考察對象，采用翻譯作品爲主線，以這三百余年影響較大的一百種譯作的出版先後爲經，以這一時期的文化人與文化運動爲緯，來展示一部西書中譯的曆史以及這三百年來西書中譯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由此可見，翻譯作品對于我國近代社會的巨大影響。

通過對現代漢語的曆史回顧，陳東東曾經相當明確地指出並不存在一種不含有西方語言資源的現代漢語，“‘西方’包含在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裏，‘西方’幾乎是現代漢語最初的全部話語”。“譯述曾創造並仍在創造著現代漢語，被譯述過來的西方，也無非現代漢語的一部分（極重要的部分）。得益于譯述，形成的是現代漢語，而不可能是別的東西”。對于當下中國的語言現實，李銳則認爲：“所謂的國語，所謂我們現在所接受的這個書面語，它已經成爲一種等級化的語言，普通話已經成爲這個國度裏最高等的語言，而我們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且在書面語裏頭歐化的翻譯腔的語言被認爲是新的，最新潮的、最先鋒的”。

4. 結語

一國文學總是在與其他文學的碰撞中發展的，這種碰撞最突出的表現形式就是模式平移與具體文本的翻譯。翻譯是改寫、創造文本的一種形式，譯者通過翻譯，使文學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會中産生作用。實際上，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轉變、文字的轉換，而且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和妥協，翻譯就是一種文化改寫，一種文化操縱。

翻譯文學作爲異域因素，對中國文學影響巨大。中國現代文學與翻譯文學相伴相生，縱觀我國的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創作的發展是和譯介文學的影響分不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是在譯介外國文學的基礎上完成的，對于精神啓蒙，作家的培養，讀者審美趣味的熏陶，文學表現領域的開拓，文體範型與創作方法創作技巧的示範引導，現代文學語言的成熟，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的迅速萌生與茁壯成長，翻譯文學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譯文學不僅僅是新文學産生與發展的背景，而且從對象的選擇到翻譯的完成及成果的發表，從巨大的文學市場占有量到對創作、批評與接受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都直接慘與了現代文學曆史的構建和民族審美心理的發展。

翻譯具有如此深遠的社會影響，翻譯的評判就不能僅僅以忠實爲依據，好的翻譯應當是以開放、對話、互相催育、非中心化的方式來進行。這洋，翻譯才能夠在構建對異域文本的诠釋過程中，隨著不同曆史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情勢而發生變化。

本文只從宏觀層面上探討了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的本土歸化和文化選擇的過程和影響，但翻譯文學與社會文化、本土文學的作用模式是多維的，這一領域還有待更廣泛深入的研究。

文學翻譯的本土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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