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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思維結構

有人說寫作也是一種翻譯，把內心感知經驗用語言表述（翻譯）出來，但是這種翻譯是從非語言符號到語言符號的“轉換”，說起來主要是“求同”思維，而翻譯時，首先要把語言符號轉化爲非語言符號，即語指對象，然後要觀察、辨析這種語指對象，在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語言差異，然後通過譯語恰當轉換出來，追求語效一致。因而翻譯者的思維結構要比寫作者的思維結構複雜得多，其基本思維結構可以概括爲“辨異求同”思維結構。

翻譯思維首先要辨異，是爲了避免望文生義，貌合神離；其次要“ 求同”，因爲翻譯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兩種語言的等值轉換，但是面對有語義差異（語指對象及內涵外延差異）的兩種語言符號，如何做到等值性轉化？這就要“變異 ”。既然兩種語言之間沒有完全對等的直接轉化方式，就需要根據具體語境，靈活“變異”譯語的字詞句語法修辭形式，追求語效同值。在這裏，“辨異”是對原文 “辨義”的手段、途徑，但變異不是“無法無天”，而是以語效“求同”爲目標。“辨異”越豐富、細膩、周到，譯語“變異”藝術越靈活、高超，語效“求同”就越惟妙惟肖。

翻譯學的核心，是對語義問題提供出一個科學的解釋模式。由于翻譯涉及兩種語言，語義研究自然涉及兩種語言之間語義的對比研究：異同研究。語義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任何話語的意義都包括詞彙、句法、修辭、語境（所指和聯想）意義幾個層次。從多個角度而不是一個角度、通過多個參照系而不是一個參照系來對比剖析兩種語言的語言異同，更能揭示語義的本質。因此，翻譯必須從多個層面著手，進行語義差別系統研究。只有充分把握了兩種語言的各種差異，才可能真正談論等值或等效翻譯。

翻譯學中的語義對比研究，核心在“辨異”，沒有“辨異”的翻譯，最容易犯直接式完全對等式轉換錯誤，只有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的表象式、簡單式求同，而沒有本質性、深刻性求同。翻譯中最普遍的現象和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貌合神離”。 “pull one’s leg”並不等于“拉後腿”，“eat one’s words”並不等于“食言”，“to wash one’s hands off”並不等于“洗手不幹”，“行屍走肉”並不能翻譯成“a walking skeleton”，因爲後者表達的意思只是說他骨瘦如柴，把“翹尾巴”譯成“have one’s tail up”，毫無貶義，反倒有了表揚之意。

翻譯錯誤，幾乎都可以追溯到對兩種語言的簡單直接對應，忽視語義結構本質上是多層次複合結構，這種結構需要通過“辨異”，才能從語言的表層，躍入到語言的深層，全面把握語義內涵和外延，譯語才能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靈活“變異”，實現語效同值。

因爲辨異，因而辨義，因爲“求同”，所以“變異”，以達到翻譯的最佳境界。但要養成“辨異-求同-變異”思維習慣，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大量地翻譯實踐。筆者認爲，翻譯思維結構，本質上是四維性的“辨異求同”結構。

一、文化辨異，語詞變異
一般來說，文化有表層和深層兩個方面。在跨文化交流中，表層文化交流比較容易進行，因爲它只涉及文化的物質方面；而深層文化則較難溝通與交流，因爲它涉及人們的精神生活，包括價值標準、心理習慣、思維方式、觀念定勢等。比如外國人能夠很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火藥和火藥制造出來的鞭炮，但卻很難理解中國人用鞭炮迎神祝福的觀念。英國婚禮在新郎新娘要走的時候，親友們都跑到門口，朝他們兩個扔舊鞋或便鞋。而在中國，朝一個女人扔舊鞋則是對她的極不尊敬。要很好地進行兩種文化間的翻譯交流，就一定要熟悉這兩種文化差異。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爲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一（郭建中，2003 ）

文化是一種複雜體，覆蓋面很廣，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等。具體到翻譯工作中，兩種文化背景的差異具體體現爲寫作主體（原文）與翻譯主體（譯文）的習俗差異，而習俗差異既表現爲大的文化背景的意識形態差異，又表現爲具體而微的語詞語指差異。

在漢語文化中，“東風”的語指即“春天的風”，夏天即炎熱，“驕陽似火”。而英國，地處北溫帶，報告春天消息的卻是西風，雪萊的《西風頌》正是對春的讴歌。英國的夏季溫馨宜人，莎士比亞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把愛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宗教信仰衍生大量語詞，具有特定語指，在兩種語言中很難直接轉換。中國人信佛，相信有“佛主”，與此有關的語詞很多，如“借花獻佛”等。英美人信奉基督，因而有習語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

曆史典故形成大量語詞，語指獨特，在兩種語言中無法完全轉換。中國有“名落孫山”、“葉公好龍”等。英語典故多來自《聖經》和希臘羅馬神話，如 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點）、meet one's waterloo（一敗塗地）、Penelope's web（永遠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災難、麻煩、禍害的根源）等。

不同語言有不同習語，在翻譯時，不得不通過翻譯者的學問來對語指辨異求同。漢譯英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中式英語”翻譯，即所謂的Chinglish，就是因爲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不知道通過學問來見微知著，發現兩種文化語詞的語指差異性。語言的差異歸根結底是文化習俗的差異，這種差異有時候憑字典都無法明晰地把握。“對英漢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傳統，兩種民族心理，要見其同，尤其要見其異，要見其外表的差異，尤其要見其深刻的內在差異。只有這樣，才敢于擺脫原文的束縛，以不切爲切，淺中見深。” 二（劉學雲、楊自儉，1994）

李白于753年寫了一首《哭宣城善釀紀叟》：“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台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怎麽翻譯？Arthur Cooper的譯文是：

Vintner below Fountains Yellow,

“Spring in old age,”still do that vintage?

Without Li Po there on night’s plateau,

Which people stop now at your wineshop?
這個譯文不說“紀叟”，而說“釀酒的人”，把“黃泉”說成是“黃色的泉水”，“老春”就是陳年老酒，不是“老年的春天”。夜台直譯，不能使讀者知道這是墳墓的婉轉說法，李白是酒仙同義詞，這裏音譯不如意譯，後者轉換的語指對象更準確。這首詩的翻譯沒有經由文化辨異，求得深刻的語義之同，譯文只譯了詞，簡單求同，沒有變異，因而並沒有達意，更說不上傳情，只能是貌合神離了。

反觀翁顯良先生的譯文，則注重了文化辨異，達到了語義的求同，他是通過靈活變異譯語來實現的：

A Dirge

Down there, master brewer, you’d still be practicing your art. But how you’d miss me, old

friend! For where in the realm of eternal night could you find such a connoisseur?
翁譯的標題用了《挽歌》一詞，把原標題中的“宣城”二字刪了，譯語“變異”了。但變異的目的是爲了求同，或者說因爲要求同所以不得不靈活變異。該翻譯把“善釀紀叟”這個專有名詞變異爲普通名詞“釀酒大師”，“黃泉”變異爲“地下”，把“夜台”變異爲“永恒的夜的國土”，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獨白中所說的“一死就去了沒有人會來的那個從未發現的國土。”在這裏，通過譯語變異，達到了更深刻的語義求同，達到了翻譯的化境。二（劉學雲、楊自儉，1994）

二、語法辨異，語句變異
由于文化的不同，英漢兩種語言在句法、詞彙、修辭等方面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翻譯時如果只知道死扣原文逐詞逐句譯，忽視兩種語言語義的表層和深層差異辨析，必然掉入翻譯誤區。因而需要對英漢語言結構和表達習慣的差異有相當的把握，才能通過靈活的譯語變異來達到語效等值。

英漢兩種語言有不同的思維方式、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在翻譯時需要增減一些詞、短句或句子，才能準確表達原文意義。英漢兩種語言在名詞、代詞、連詞、介詞和冠詞的使用上差別很大。英語中代詞使用頻率較高，凡說到人的器官或某人所有的和有關的事物時，在前面必須加上物主代詞。因此，漢譯英時需要增補物主代詞，而英譯漢時又需要適當刪減。英語詞與詞、詞組與詞組以及句子與句子的邏輯關系一般用連詞來表示，而漢語往往通過上下文和語序來表示這種關系。比如，馬克· 吐溫《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中的一句話 “everything is ordered when a person has to find some way out when he has been stupid”，這句話是個主從複合句，而且還從句套從句，張友松譯作“一個人幹出了傻事情，要替
自己找理由，那就什麽都命中注定”，原文中的兩個when字面上沒有譯出，而是隱含在譯文的邏輯安排中。因此，漢譯英時常常需要增補連詞。英語句子離不開介詞和冠詞。另外，在漢譯英時還要注意增補一些原文中暗含而沒有明言的詞語和一些概括性、注釋性的詞語，以確保譯文意思的完整。

研究兩種語言的句法差異，有助于譯語對語效等值（求同）的追求。漢語強調意合，結構較松散，因此簡單句較多；英語強調形合，結構較嚴密，因此長句較多。所以漢譯英時，需要利用連詞、分詞、介詞、不定式、定語從句、獨立結構等把漢語短句連成長句；而英譯漢時，又要在原句的關系代詞、關系副詞、主謂連接處、並列或轉折處、後續成分與主體的

連接處，以及意群結束處，將長句切斷，譯成漢語分句。這樣就可以基本保留英語語序，順應現代漢語長短句相替、單複句相間的句法原則。如：

Increas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同中國加強合作，符合美國的利益。

沒有對兩種語言語法的精心辨異，就很難達到對原文的語指意義的準確把握，也就很難通過譯語的語句變異來實現語義的精確轉換。譯者不僅需要具有相當豐富的語言知識儲備，還要做到極度認真、一絲不苟，翻譯時最好能多請教專家的意見。蕭乾翻譯好《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得傳》後，還專請葉聖陶審閱全書，就修辭和語法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從而保證了譯文的質量。

三、文體辨異，語體變異
辨析一個詞的含義時，要能識別它是概念意義、內涵意義、風格意義、情感意義、聯想意義、搭配意義，還是主題意義。要擺脫原文的表層結構的束縛，才能進入其深層次結構，這需要從多角度、多層次去細細品味原語語義。這些層次包括詞類、語法、語段與文體層次。有些譯者外語水平不過關，就是對這些語義層次差異的辨析能力不足，因此理解原文的能力不夠。有些譯者的英文水平可能不錯，但是文體知識不夠，也不能準確理解原文的語指，導致翻譯錯誤。因爲任何語言表述都是具體文體的語言表述，翻譯者如果缺乏相應文體知識，就很難理解原文。文體知識積累離不開對專業術語與日常話語的辨異，更離不開對相應文體規範的把握，同一文體寫作，使用語言時具有獨特性。語體修辭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風格手段。修辭一般不屬于語法範疇，屬于表現方法的變異。在一種文體中，作爲風格手段來加以適當運用的修辭格，其功能都是爲了加強語言效果。許多作家的獨特風格也在于他們擅長運用獨特的修辭格。例如英國劇作家肖伯納以長于諷刺著稱：二（劉學雲、楊自儉，1994）

Magnus: Frankly,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regard your President as a statesman whose mouth was the most efficient part of his head.(The Apple Cart)
用“嘴巴是他腦袋中最有效的部分”（變異）來代替一般性的形容詞“嘩衆取寵”“誇誇其談”。

在一種文體中，修辭使用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是文體特征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對不同文體的修辭使用，辨異不足，相互混淆，容易出現翻譯錯誤。相比而言，兩種語言間的語法差異相對顯性，容易辨異，而兩種語言間的修辭差異，則比較隱性，相對較難把握。朱光潛先生在《談翻譯》一文中說：“外國文學最難了解和翻譯的第一是聯想的意義……”，③ （p150）“它帶有特殊的情感氛圍，甚深廣而微妙，在字典中無從找出，對文學卻極要緊。如果我們不熟悉一國的人情風俗和文化曆史背景，對于文字的這種意義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譯時這種字義最不易應付。” ③（朱光潛，2001）

每一種文體都有特定的文體語法修辭規範，任何翻譯都不可沒有文體規範知識，否則就會南轅北轍。
譯什麽文體研究什麽文體，譯小說研究小說，譯哲學研究哲學，譯廣告研究廣告。文體規範的因素，包括語音、詞彙、句法、篇章、修辭。弄清楚每一種文體的語法修辭特點並不是翻譯的全部工作，寫作者也需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對于翻譯者，還需要弄清楚兩種語言中同一種文體規範因素的差異。同類文體也有許多不同的因素，比如同爲小說，因時代和作家不同，有明顯不同的文體特征，中外文體的對比差異是細微豐富的，翻譯者需要作詳盡的研究才能準確把握，以使譯語語體的語法和修辭靈活變異，實現深刻的語效同值。著名文學翻譯家施鹹榮的“模仿”做法值得借鑒：爲了忠實地傳達原作的風格，他做翻譯時總是找一位與原作者在風格上近似的我國當代作家，對其進行學習和模仿，模仿他的風格，吸收其文學詞彙，以盡可能傳達原作的風格。通過這種做法，施鹹榮成功地翻譯了許多英美現代派的代表作，如《麥田裏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馬克·吐溫在我國的最大譯家張友松的經驗是爭取多譯同一作家的作品，同一作家的作品譯得越多，就會越熟悉這一作家的風格，譯品質量肯定會比常常更換作家要強得多。

四、語境辯異，語味變異
大凡不好的譯文，不論是誤解了原文的字面義還是內涵義，也不管是譯文表達欠通順還是欠地道，大抵可以說是沒有把握好原文的語境、功能、關聯之故。無論是主體的文化背景差異、還是原語與譯語的語言學語法學差異、各種文體規範之間的差異，歸根結蒂都要結合具體語境，來追求對語效同值。對語境的辨異，對于翻譯者來說尤其重要，因爲科學寫作追求的是真，藝術創作追求的是美，因而科學文本翻譯必須追求真，藝術文本翻譯必須實現美。翻譯要恰到好處，要把握文本中不同語境對真善美的追求差異，只有對語味（真善美之味）差異把握精準，翻譯才能到位。

1、Slab temperature variation entering the mill would be closely controlled, and exposure to air and consequent scalling would be minimized.
由于板坯進入軋機後溫度受到嚴格控制，暴露在空氣中的部位極少，因而可將氧化鐵皮減少到最低程度。

2、 I was curiously affected, without knowing how much, by late events, and my long exposure to fierce wind had confused me.(C.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最近一系列事件，對我産生了嚴重的影響，至于嚴重到什麽程度，我卻說不上來。加之長時間遭受到狂飙猛烈地吹打和搖曳，弄得我頭腦混亂。二（劉學雲、楊自儉，1994）

第一句是一種科學表述，因而翻譯時盡可能講究科學性、精確性。而第二句是一種文學性表述，翻譯就盡可能傳達出作品中的美學意涵。原語中的詞、詞組和句子在具體語境中具有真善美的潛意識，翻譯時就要體會到這種潛意識，並通過譯語的靈活“變異”，把這種潛意識顯示出來。

這種語詞在具體語境中的真善美潛意識的中外差異，在電影字幕翻譯時更容易體會。

1. The tea is served，Madam.（選自電影The Princess Diaries）

這是女傭對女主人說的話。電影語言是藝術語境，如果字幕是“茶水端上來了”，似乎太科學、太死板，這是宣告或通知，而原文是禮節性交際（不說話顯得不開心不默契），是獻茶的邀請，具有相當的人情味，審美性。譯文不能出現語言功能的誤解或錯位。應翻譯爲：茶好了，太太/請用茶，夫人。

2. Please come here. I beg. In the name of Christ.（選自電影Brave Heart）

原文的末尾是請求或命令的強勢語，與基督或基督教沒有絲毫關聯。如果字幕翻譯：“請過來，我求妳，以基督的名義。”太過于嚴謹，死摳字眼。我國的主流文化是非宗教文化，這樣的譯文也不地道，不審美。叫孩子“小/老祖宗”倒可以，《紅樓夢》裏賈母等人就是這樣叫寶玉的。可翻譯爲：請過來吧，求妳了，快點吧/過來，過來，過來吧，我的小祖宗！

翻譯貴在理解語指，理解貴在辨異。只有完整理解了原文語指，才能經由譯語變異忠實于原文。而理解原文的鑰匙，便是把原文的語境、功能、關聯諸要素産生的中外語義差異辨析出來。

文學無所不包，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文學作品裏得到具體、生動、有來龍去脈的描繪。
而從語言的使用上講，文學作品裏什麽文體都有，各種表現手段齊現。所謂直譯還是意譯離開具體的文體形式難于界定。一個段落，一篇文章，一部書，並不是所有句子的語法結構、修辭使用、文體風格、語效追求都一樣，不可能全部直譯或意譯，因地制宜，靈活變通，而不是以偏概全、一概而論，才切合翻譯實踐。

本文提出“辨異-辨義-求同-變異”翻譯思維，目的就是要擺脫長期以來，我國翻譯界糾纏于“直譯- 意譯”、“信達雅”停滯不前的狀態，賦予翻譯思維更大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到底怎樣才算“信”？有人認爲要逐字逐句地移譯才算“信”；有人認爲必須盡可能保持原文的語言形式，以至句法結構；有人認爲可以完全脫離原文的語言形式，只要傳達意思就行；有人認爲必須“形神兼備”方爲信；有人認爲“遺貌取神”是爲信。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但糾纏于“信達雅”的虛幻標準，對于翻譯實踐並沒有可操作性，並不能起到指導作用。

“辨異-辨義-求同-變異”思維，試圖探尋翻譯思維的獨特規律，使翻譯理論更具可操作性。

翻譯的思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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