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文學的版本
譯無定法，譯無止境，譯無完美，翻譯文學空間廣闊。翻譯界和批評界越來越傾向這樣的共識。翻譯家不斷挑戰文學原作和前面的譯本，固然是好事。讀者在選擇時卻不可不小心從事，切忌隨波逐流，讓劣幣驅逐了良幣，蒙蔽在雲霧之中，不辨高低上下。
富于創造精神的翻譯家和理想的文學譯本，需要碰上聰明又有洞察力的讀者，才能顯現出獨到的藝術魅力。讀者也正是在各種譯本的比較鑒別中，去蕪存菁，激濁揚清。易蔔生的《娜拉之家》在３０年間共有９種漢譯本，幾十個演出本；斯托姆的《茵夢湖》自１９２１年首譯之後，到１９９７年已推出２３個漢語版本；莎士比亞戲劇的漢譯者更是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串：朱生豪、梁實秋、方重、卞之琳、方平等等。同一原作的不同譯本，接受著大衆和時間的檢驗。
徐式谷曾對比八個版本的雪萊譯作，許鈞等主持各方討論《紅與黑》不同譯本的得失，審己度人，借鑒良多。態度嚴謹，孜孜以求完美的翻譯家和他們的代表作，如曹靖華和《鐵流》、張谷若和《德伯家的苔絲》、傅雷和《高老頭》、楊绛和《堂吉诃德》等，都經過本人多次校改修訂甚至重譯，才成就了翻譯文學史上的典範。馮亦代譯完海明威的劇本和小說，再請戴望舒改動潤色；增田涉、王希禮日譯、俄譯魯迅作品，多次求教魯迅；昆德拉親自校對自己幾部小說的法文譯本，花費兩年時間；林語堂晚年慨歎自己作品的漢譯不合心意，無奈力不從心。高山仰止。那些濫譯搶譯拼湊抄襲者流，以及不負責任的出版者，欺世盜名，使翻譯文學謬種流傳，贻害不淺。
奈達認爲譯本５０年便應該重譯，英若誠的觀點也不謀而合。劇本的生命５０年足矣，語言風格變化，時代要求更叠，怎能不重譯？羅大岡曾點評從１８６２年最早出現法譯漢詩以來，後經戈吉耶、德彌埃維爾等人不斷努力，從形似到神似，再兩者兼顧，譯本逐漸完善，後來居上的過程。相反，很多後來未必居上甚至有辱前賢的複譯作品，著實糟蹋了原作，敗壞了胃口，稱之爲翻譯文學的噪音和雜音，大概並不爲過。
《紅樓夢》英譯者大衛·霍克斯曾感歎翻譯面臨的三個責任難以調解，要同時忠于原作者、讀者和文本，確乎不是易事。余光中在翻譯王爾德的戲劇《不可兒戲》時，力求“讀者順眼，觀衆入耳，演員上口”，努力實踐“最理想的翻譯既達原意，又存原文”的高標準。霍克斯的老師，英國著名東方學家阿瑟·威利認爲林纾翻譯的狄更斯作品優于原著；丹麥學者埃格洛評價葉君健的安徒生譯本，比原文本在今天的丹麥清楚易懂得多；茅盾認爲董秋斯從英文轉譯的《戰爭與和平》，高于幾個從俄文原文直接翻譯的版本。
翻譯家責任之重大，譯本演變之複雜，反映出翻譯文學獨有的特殊規律。作爲譯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産物，翻譯文學的不同版本，凝聚著特定背景下的價值體系和美學觀念，诠釋著各自的理解和過濾，移植也好，融合也罷已成爲文學翻譯發展和傳播中的重要現象。
翻譯文學中作家自譯作品，是頗耐人尋味、值得特別關注的。１９２３年元旦，魯迅本人翻譯的《兔與貓》發表在日本人辦的《北京周報》。卞之琳于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翻譯自己的１６首詩歌，結集在英國作家潤飾收集的《中國新詩》中。泰戈爾英譯自己的作品，即使失掉了原文的音樂性也在所不惜。蘇聯詩人布羅茨基也是自譯英文，１９７２年到美國後更是如此，十多年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把翻譯文學當作遊刃有余的訓練工具，對于創作的益處是有目共睹的，幾乎所有文學大師都把這兩套武藝練就得閑熟自如，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願翻譯文學的版本除了吸引讀者和譯者的目光之外，也贏得專家學者的青睐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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