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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作的僞翻譯屬性

引言

許淵沖認爲，“出原著頭地”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使讀者。樂之”。要達到這種境界的惟一手段就是要發揮譯語的優勢。譯語不僅要和目的語競賽，甚至可以和源語競賽。這首先可以理解成一種同處翻譯屢面上的競賽．因爲“從某種意義上看，創作也可以算是一種翻譯．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翻譯成文字。既然兩種文字都在表達作者的思想，那就有一個高下之分，這就是兩種文字在競賽了”(許淵沖，2 5 7)。如果從創作的角度去換位理解，這裏所指的作者就不僅僅是原作者．也指另一個“作者”，即譯者，兩個。作者”表達的是同一個“思想”或相近的“思想 ”。這樣．譯者和原作者就同處創作層面，因爲翻譯被等同于原作者用源語進行創作，爲了求美，甚至以失真爲代價。翻譯中求真和求美的矛盾隨著創作和翻譯之間界限的消失也得到了調和。許淵沖先生的再創論所反映的理念並不是他的獨剖，錢鍾書在《談藝錄》中就說，。譯者驅使本國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驅使原文所能及．故譯筆正無妨出原著頭地”(錢鍾書，3 7 3)。郭沫若是一位文學翻譯巨匠，創作論是他整個翻譯思想的靈魂。他認爲，翻譯家不是“鹦鹉名士”，應該在翻譯過程中湧起。創作沖動”。當然，如果要達到朱光潛的翻譯藝術論所提出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境界”，譯者的“沖

動”也並不是無度的。

可以看出．再創論就是要打破創作和翻譯的界限。其實，這種觀點已經顯示出對理論家們熱衷于去給翻譯下定義所持的不以爲然的態度，特別是對。忠實”與 “不忠實”，“歸化”和。異化”之說的不屑一顧。當譯者産生創作沖動，那麽對翻譯這一過程是否在發生或已經發生就只是放在第二位了，首要的是譯者如何通過自己的再創造使讀者“樂之”。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建構》(Constructing Cultures)一書中指出，“如果不強調翻譯作爲一個獨立的門類所具有的屬性，這也許是有益的，不妨把翻譯枧爲一系列文本實踐．在此過程中，作者和讀者相互串通”(Bassnett，39)。這也正是許淵沖最提倡的，委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譯者就必須同時站在讀者和作者的位置上，要投讀者所好，此時的譯者具有了一種本能的創作意識。

一

翻譯定義的模糊化實際上已經抽去了翻譯作爲一種獨立文類的本質屬性，而始終把翻譯與原創置于同一地位，從而也淡化了原創，正如巴氏在對已經不再是翻譯的“翻譯”經過一番剖析之後所指出的，“‘翻譯’的歸類本身就是模糊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很久以來這便已成爲事實．所以就有了關于如何區別‘歸化’、‘ 譯本’和‘模仿’的種種微不足道的爭論，有了關于對原文忠實或不忠實的爭辯，以及對過份地沈溺于所謂‘原創’的說法的種種非議”(Bassnett，3 8)。這種認識多少有助于我們接受中國近現代翻譯思想史中屢屢占上風的再創論翻譯觀。曾經引起國內譯界討論的“創造性叛逆”這一命題，其中心問題就是再創作，進而涉及到譯者的主體性和主體意識問題。但需要指出的是，再創論或“再創式”翻譯所提倡的不是名爲翻譯實爲原創，而是追求一種創作境界。它也不是文化層面上的討論，與其說是關注目的語文化中譯文所産生的從“無”到“有”的異化效應或從“有”到。無”的對等效應，倒不如說是更多涉及譯者的主體意識的問題。再創論並非有悖于當下的流行視角，因爲在後現代語境中，譯者早就已經確立了與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後現代翻譯理論從根本上來說是哲學層面的問題，是以語言的本質爲出發點的運思，譯者的顯身只是意義被解構後一種主體性的實現，而再創論所關注的是實踐過程中所發生的主體身份的轉變，最終落定的對象是文本。由此看來，我們與其說有必要給予再創論以過多的後現代理論的關懷，倒不如說有必要關注翻譯中的再創作所導致的譯者意識的轉變或創作意識的確立，以及由此導致的以“有”譯“無”和以。無”譯“有”的翻譯文本的走向。

從錢鍾書、郭沫若到許淵沖，“再創式”翻譯已經發展到一種與原創相提並論的地位，這一點在許先生的論述中顯得更爲突出。他們對翻譯的認識有一個共同點：翻譯恰如“靈魂轉生”，像投胎重生的靈魂一般。翻譯要做到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會有欠額和超額的翻譯，“化”不當總是會發生的，是“ 訛”的一種表現，而錢氏對“訛”譯是抱一種寬容態度的，更何況是“出原著頭地”的所謂“訛”譯。譯文作爲一種亞文本，總會帶有誤譯的成份，但這也許恰恰是令“譯者”得意的誤譯，甚至可以說是超過了“超導”，因爲“超導體導電不過是無所失而已，而獨創的翻譯不僅無所失，還有所得，有所創造，-…·能夠超過‘ 超導’，那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許淵沖，l00)。且不說所謂的“無所失”是否能做到，僅就許先生所提倡的“超過‘超導”，就已經是把翻譯的再創功能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甚至是視爲“最高境界”。如果說錢鍾書的“超越論”尚不明朗的話，那麽許淵沖的“優勢論”、“競賽論”和“再創論”的三論合一就已經發展爲一種自覺意識很強的翻譯觀了。試以許先生的幾個譯例來理解再創風格的實踐：

原文：人閑桂花落，夜靜青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E維《鳥鳴澗》，

譯文：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ir unenjoyed；，In still night hills dissolve into the void．／The nsm’g moon arouses birds to sing；／Their fitful twitter fills the dale with spring,(許淵沖譯)

從整篇譯文中可以看出，譯者想以“不譯”爲“譯”，以“有”譯“無”，傳達出一種與原詩吻合，甚至超過原詩的那種“無人賞花”的閑情逸致。雖然 hear，to sta’g，fillsthe dalewith spring等幾處從字面上來看與原文並不一致，但譯文薦造了一個與原詩相一致的整體意境，突現譯文的創作功能。讀者身處譯者營造的情境，得到的卻是原詩的意韻。其中dissolve tnto the void表面上與原文很貼切，但譯文巧妙地用了一個對應詞void描繪了不同的場景，而展現的卻是大致相似的意境，因爲dis solve是當。溶解”、“分解”或“消失”講，譯文可理解爲“山巒隱沒”或“四野皆空”。許淵沖先生在翻譯黃興的《詠鷹》中。木落萬山空”一詞時幹脆避開了“空”字，譯成Leaves fall and mountains sigh，這完全成了譯者的再創。

原文：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捶。--t之渙《登鹳雀樓*

譯文：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s bows；／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flows．，You can enjoy a era．haler sight／lf you climb to a greater height(許淵沖譯)

譯文中的a great height雖然沒有直譯出“更上一層樓”所體現的“境”，但也沒有任何創作的痕迹。相比之下，第一句中bows一字則完全是譯者的再造，可見用心良苦。除此一處之外，譯文的完美與其說是再創之功，倒不如說是體現了“形似”和。意似’的高度統一。由此可見，“再創作”也可以體現爲翻譯中的個別。症狀”，比如說，體現在“依山盡”一處的翻譯上，成爲翻譯批評中個別的診斷對象。

原文：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贈別》

譯文：Deep deep our love，too deep t0 show．／Deep deep we drink,silemt we grow．／The candle grieves to see us apart：，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out heart．(許淵沖譯)

譯文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譯者是個“得道者”，然後完全沈浸在創作的狀態中。此時“翻譯”只是一個旗號。翻譯是假，創作是真。特別是“唯覺尊前笑不成”一句的譯文，更顯譯者的再創痕迹。但沒有生造之感，而且爲全詩的翻譯創造了一個和諧的意境。

再刨論所提倡的翻譯被一些學者視爲真正意義上的翻譯．甚至被認爲是翻譯的最高境界。翻譯盡管可以等同于創作，但畢竟不是原創。不管譯者的創作沖動有多麽強烈，其所作所爲總是在想方設法把原作中的意境再現給譯文讀者．不管用“汾酒”還是用。茅台”去替代“伏特卡”(郭沫若語)，其目的總還是要營造類似的藝術意境。但這提醒我們思考一些問題：翻譯的再創作何爲度?再創作是否還具有翻譯屬性?這些問題的提出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翻譯標準的雙重性問題。

二

巴斯雜特認爲，所謂的原刨的概念是啓蒙思想的産物，是現代的發明，翻譯、原創和著作權都是帶有濃重的商業色彩的。于是，翻譯似乎只是一種低級的商業行爲，始終處于邊緣化和從屬的地位．其結果便可能使翻譯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特別是突顯譯者作爲藝術再創造的主體，追求鄭海淩在《文學翻譯學》(2 0 0 0)中所描述的。和諧”的境界。由于這是一種“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複合體”所導致的理想境界，如果把握不當，就有可能是一種超額的或欠額的再創作，說到底還是一個意譯的度的把握的問題。由此可見，“再創”和“和諧”互爲充分必要條件：真正的再創必然是和諧的。真正的和諧必然是再創。任何因“得意”而“忘言 ”的翻譯都可以是再創造，但值得注意的是，譯者不能“忘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腳上的鐐鑄”，否則就會是過度甚至是無度的創造。如果說翻譯的再創作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擺脫了源語文本形式的羁絆的話，那麽，其分寸的適度與否就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比如，把杜牧的《贈別》“唯覺尊前笑不成”譯成 Deep deep we drink，silent we grow，可以被認爲是從心所欲的妙譯，也可以被視爲一種超出臨界點的發揮。而過度發揮並不總是令人稱道的，盡管早在l 7世紀。英國的著名翻譯家德萊頓(John Dryden)就反對。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譯文的美就在于那副“鐐铐”的存在。實際情況是，在理論上充分彰顯翻譯的再創本質就很容易在實踐中導致。度。的失控．在實際操作中，譯者一旦達到得意忘形的境界，失控也就成了司空見怪的現象了。筆者在此無意否定那種再創意識很強的翻譯．倒是想在翻譯批評話語中對“再創式”翻譯，特別是對過度的再創作作一種隱性的診斷．從而認識“再創式”翻譯的雙重屬性，避免對這種翻譯策略加以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這種臆性的診斷不一定帶有顛覆性，相反會給翻譯中的再創作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間。

圖裏(Gideon Toury)早已提出所謂的“僞翻譯”說(ps~udotranslating)。需要注意的是，圖裏所說的僞翻譯 (pseudotranslation)是指那些名爲翻譯而實際上根本無原文可依的“譯作”。換句話說，並沒有發生語際轉按．也不存在任何翻譯關系。在西方，僞翻譯作品曆來是用來向本土文化推出一種新的文學類型或文學新風的捷徑。由此可以在墨守成規的傳統文學實踐中不引起非議。這是因爲本土文化通常會對翻譯采取寬容的態度，只要是翻譯的，就可以放行。這就是爲什麽在西方許多文壇的創新者都是打著翻譯的旗號。按照圖裏的解釋，僞裔譯其實不是翻譯，有的是因爲作家想改變路數，但又不希望讀者把新的作品與代表自己原有特色的人名聯系在一起，于是就打著翻譯的幌子推出自己的新作品。也有的是爲了躲避查禁．把一個假設的作者當作替身。毫無疑問．僞翻譯與所謂的真翻譯(genuine translation)就其文化地位來看是有著緊密聯系的。“有些文本以翻譯的面目出現，這並不是因爲在某一種文化中存在著‘翻譯’這一概念，而是因爲這種概念以及相關的現實在這種文化中被賦予了某些功能．更重要的是．這些功能被該文化中的成員所接受和承認”(Toury，45)。

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盡管僞翻譯沒有真正的譯出語文本來源，也不存在任何轉換關系，但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翻譯”這塊招牌在目的語文化中的。通行證”功能，從而大大提高了翻譯作爲一種文學類型的地位。這與假冒的洋品牌在某種意義上更顯真正的洋品牌的價值所在是同一個道理。“僞翻譯”的概念也曾被拉多(Gy~rgy Rad6)用來指過分偏離原文的目的語文本，以至于這種目的語文本很難被稱爲是翻譯文本。拉多認爲，是否可稱作僞翻譯，要視其與原文的背離程度而定。根據原文編譯成的目的語副本等都可以稱爲是僞翻譯(Rad6，1 87—96)。其實．改寫或編譯是否可以列入僞翻譯之列，這取決于譯者是否聲明，如果是以改寫或編譯的名義出現，那麽在本質上與所謂的“真翻譯”並沒有區別，只是在處理技術上或策略上有差異。但如果是以翻譯的名義出現．就可能是一種再創作。“再創式”翻譯所強調的是譯者創作意識的突顯以及由此産生的翻譯文學效果，會給讀者造成錯覺，甚至可以說有很大的。欺騙性”。這就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翻譯和創作的雜合。

中外翻譯史在發展初期就經曆了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的雜台階段，林纾翻譯的狄更斯的小說《冰雪姻緣》(後譯Ⅸ董貝父子*)就摻雜了譯者個人的感情色彩。古羅馬翻譯家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就主張翻譯與原作媲美，甚至要超過原作。這種現象在現當代中外翻譯史中並沒有消失。龐德翻譯的《華夏》之所以能在創作和欣賞上引起一場革命．恰恰就是因爲那些“向壁虛構”和中國古典詩中的“意象”手法的結合所産生的效應。僞翻譯在翻譯曆史中的合法性也反過來使所謂“帶有商業色彩 ”的。真翻譯”趨于僞翻譯或成爲介于兩者之間的。準僞翻譯”，從而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以打著翻譯的幌子而享受到更多的自主，並賦予目的語文本以特殊的價值。

“僞翻譯”一詞在學理上並不完全是貶義的。“再創論”譯者往往是在與原作者競賽中的獲勝者，他不僅考慮到了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可接受性，還考慮使文本具有充分的可信性，讓讀者確實感到這是譯本。譯者的成功體現在他的語言超越了原作者，同時又讓目的語讀者相信他們所讀到的是翻譯。這時的譯者已向僞譯者的身份靠近。至少成爲了“準僞譯者”。圖裏認爲，僞翻譯人(pseudotranslator)爲了達到其最終目的，在他們自己的文本中加入某種特質，即那些在陳舊的目的語中多少會使讀者與某類文本的翻譯或出自某種源語和文本傳統的譯本聯系起來的特質。通過突出與真翻譯的相似性，來使僞翻譯在目的語文化中通行無阻(T 0 u ry，45)。在僞翻譯人眼裏，原作只是爲翻譯提供了一個平台，爲在自己的文本中加入“某種特質”或爲使讀者聯想到”某部源語文本”提供了便利。譯者在告訴讀者：譯本是基于某部原作的作品，但譯者在制造“譯本”的過程中始終抱定一種思想：要替代原作者，而且是同爲創作者的替代。。譯文”讀者感受到的是“譯者”的東西。翻譯中原文與譯文的關系問題已經被淡化了。由此可見，盡管僞翻譯的概念最初只是指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僞”的程度也可取決于譯者所加人的創作成份的多少。

當然，要使讀者感到自己是在讀譯文，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去突出表現原文中的異文化色彩。事實上，只要是基于原文的再創作，就不可能完全抹殺源語的文化差異，因爲翻譯中的再創作強調再造與原文相同的意境，大可不必擔心目的語讀者只會得到類似于本土語言所能創造的意境。具有僞翻譯傾向的“再創式”翻譯似乎並不過多的關注文化因素，但譯者在選擇原文時首先考慮的是要在目的語文化中標新立異，或者能給目的語讀者帶來新意。即便有個別帶有源語文化色彩的要素在譯文中被本土化，那也無礙整體的異域氛圍。其實只要是翻譯，本身就已經是一塊意味著標新立異的招牌。

西方傳統的觀點認爲，翻譯是對原作的篡改和背叛，是次于原文的。再創論同意前半部分的說法．但絕對不認爲譯文次于原文，盡管在很多情況下這只是一種願望。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對本雅明(Walter Banjamin)的重新解釋則把翻譯視爲原作的“來世”，譯文之所以被接受正是因爲它被看作譯文，同時也是因爲它被看作原文。事實上，讀者正是以這種心態對待譯文的。當英美讀者在讀許淵沖先生翻譯的《唐詩三百首*的時候，他們所讀的就是通過翻譯的原作(the original through translation)。筆者注意到許淵沖先生在“新世紀的新譯論”一文中提到美國學者稱《楚辭》“當算英美文學的一座高峰”(許淵沖，2 5 8)．這就是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造成的一種錯覺，這與韋努蒂《譯者的隱身》(r^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所提到的“錯覺”是一個概念。“再創式”翻譯中的譯者“隱身”是要顯示譯者的幕後操控能力，就是要爲目的語讀者提供類似于最初源語文本所創造的文學意境。其實，幾個世紀以來，無論是“真”譯者還是。僞”譯者就一直是這樣做的，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從英國詩人查普曼(G e o r g e Chapman)翻譯的荷馬史詩到中國近代林纾的翻譯實踐，古今的譯者在把自身介入譯文上成功者無數。盡管也一直遭到批評，但譯者通常都會選擇以隱形的方式參與進來。這種隱形的參與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體現譯者的創造意識。巴斯奈特曾提到博格斯(Jorge Louis Borges)的《皮埃爾·曼納德．诘诃德的作者》(Pierre Menard，Author 0f the Quixote)，實際上就是用來從反面闡明這樣的道理：翻譯要與原文完全對應是不可能的。博格斯筆下的主人公想寫一部《堂诘诃德》(Don Quixofe，，他設法讓自己去過與原作者塞萬提斯一樣的生活，最後寫成了，而且一字一句都與原文不差。這個故事實際上提示了在現實中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百分之百做到這一點則是荒唐的。博格斯從來沒有用“tran slation”這個詞，但完全可以用來點出翻譯的道理。同樣．想用另一種語言毫無偏差地翻制出原文的模樣，這也是絕對做不到的。譯者的影子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譯文中，當然這是另一位作者的“影子。。至此，我們不妨對再創的度的把握和真僞翻譯的界定歸屬于譯者主體意識的問題，隨著譯者再創意識的增強，僞翻譯的嫌疑也就越發暴露。當然，人們賴以甄別翻譯真僞的道德觀也是帶有曆史性的，其有效性只在某一個曆史階段體現出來。

結柬語

傳統意義上的僞翻譯的概念在當今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存在意義了。正如圖裏所指出的，隨著這個世界已迅速變成了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eLuhan)無邊境世界理論中的“地球村”，特別是由于版權法的嚴格實施，僞翻譯在某個文化中並不被視爲某種文類，或者說僞翻譯已不複存在。但是，這個舊時的概念卻可以被重新激活．並賦予其新的含義。在後現代的語境下，我們已經很難再對巴特(Roland Barthes)關于作者已經死了的說法提出有力的反駁，從而使譯文獲得了與原文同等的地位，但這只是哲學層面的理解。而再創式翻譯卻是以超出翻譯，甚至擺脫翻譯爲目標的。如果還要以翻譯的名義在目的語文化中出現，那就可能是具有僞翻譯傾向和初顯僞翻譯特征的“翻譯”。

根據巴特的觀點．文本是各種文化要素的合成，作者的任務就是進行混合，把一種。引文”與另一種“引文”放在一起。作者把思想變成文字的過程在巴特看來實際上就是作者讓自己已接觸過的文本中的片斷和回聲在自己的作品中顯現出來。同樣道理，再創式翻譯也經曆同樣的過程，本質上是和寫作一樣的。對這一點再強調也不爲過。正如巴斯奈特所說：。我們自認爲很清楚什麽是翻譯。在我們看來，翻譯是跨越二元分界線的一種操作行爲。于是總會把自己糾纏于諸如原創性和真實性等問題，糾纏于權力和著作權、主宰和依附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確定我們了解什麽是翻譯了昵?被我們稱作是翻譯的文本是否總是同一類文本呢?”(Bassnett，27)源語文本“來世”的面目各異，這就已經意味著妳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于是就有了競爭。這時我們再回過來理解巴斯奈特所提出的“翻譯不是翻譯”．就有了新的認識。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雖然傳統的翻譯理論觀照下的再創式翻譯和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所提倡的異化翻譯，它們都強調譯者的身份，但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帶有很強的主觀介入意識或作者身份的替代意識，而後者更強調譯者對差異的保護意識和譯者的責任感，這種意識是解構主義哲學落實到翻譯實踐層面的。副産品”。我們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把現代版的僞翻譯歸屬于一種獨特的翻譯文類．就是要培育一種對再創作，甚至是過度再創作的寬容的批評態度，維護譯者創作“沖動”和創作欲望的合法性，並且爲“不是翻譯的翻譯”這種獨特的翻譯文類和帶有僞翻譯傾向的個別“症狀”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間。

再創作的僞翻譯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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