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翻譯事業概觀

　　戴乃迭以翻譯爲主，兼及寫作、編輯等其他方式，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文學的活動始于20世紀3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爲止，持續了半個世紀。以時間爲界，可以大致劃分爲三個時期。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可視爲戴乃迭譯介活動的嘗試與奠基時期。在這個階段中，她的譯介活動以翻譯爲主，尚未涉及其他介紹方式。就翻譯活動來看，譯作選題也多由興趣出發，無一定之規，較少受外界環境的制約。

30年代末，還在牛津求學時期，戴乃迭與楊憲益已經開始了中文英譯的合作——首先將《離騷》譯成了英文。盡管多年以後回憶起這樁譯事，他們歸之爲“筆墨遊戲”，但這畢竟標志著二人一生譯介事業的開始。大約在同一時期，他們還譯出了《九歌》與《招魂》。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這時還譯出了《阿Q正傳》與《野草》的部分篇章。這樣，從最初的嘗試起，他們的譯介對象即已帶上古今兼備的特色。

　　40年代初，戴乃迭到中國之後，先在幾所高校執教。業余時間裏，仍繼續著將中國文學譯爲英文的努力。當時的主要譯作是魯迅與周作人的一些作品。1943年，經盧冀野介紹，接受了重慶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主任梁實秋的邀請，加入該館，擔任翻譯委員會高級編撰。自此，直到1951年人民政府取消編譯館，她一直在該館供職。其間雖有各種兼職，但翻譯，尤其是中文英譯是她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內容，直至40年代末一直未曾改變過。
　　談及加入編譯館的緣起，楊憲益曾回憶道：“鑒于翻譯委員會到那時爲止只做了些西方典籍的中譯工作，他們想讓我們領起一個小組，將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譯成英文。因爲中國的曆史典籍在西方還不爲人知，于是建議我們首先翻譯《資治通鑒》”。從此，戴乃迭與楊憲益的中文英譯活動開始走上了職業化道路。但在工作之外，業余譯作仍是她翻譯活動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也成爲她整個譯介事業的奠基期。

　　在40年代中後期戰亂頻仍的大環境下，戴乃迭與楊憲益經過七八年時間的努力，譯出了《資治通鑒》從戰國到西漢末期的部分。工作之余，他們還合力譯出了晚清小說《老殘遊記》，“大部分陶淵明的詩，一些溫庭筠的詞”，唐代敦煌變文《燕子賦》和《維摩诘所述經變文》，一些“從《法苑珠林》裏輯出的關于梁武帝時代有關神不滅論的辯論”本時期的譯稿絕大多數未能及時發表或出版。以後兩個時期發表過一部分，但部分譯稿已散失。《維摩诘所述經變文》與“關于神不滅的辯論”現存手稿，至今未發表。下文提到的苗族詩與戲劇史均未見正式發表或出版，也無手稿留存，疑已散失。“關于神不滅的辯論”，據現存手稿看，主要是蕭琛、沈約、曹思文等人對範缜《神滅論》的辯駁。（原文未見于《法苑珠林》，而《弘明集》對此收錄較詳。此處爲譯者誤記），還有一首苗族創世詩、一部中國戲劇簡史。另外，他們還翻譯了一些現代文學作品，其中包括“魯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艾青與田間的一些詩作，郭沫若的劇本《屈原》，陽翰笙的劇本《天國春秋》等”（楊憲益：《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曆與體會》；另據其英文自傳White Tiger，　Chapter20，　P127）。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戴乃迭的譯介活動正式走上職業化道路。這一時期仍以翻譯爲主，但已經加入了編輯、寫作等其他介紹方式，出現了譯介並重的特點。這一時期也是她翻譯作品成果迭出的事業高峰期。

　　1952年秋，應社長劉尊棋之邀，戴乃迭和楊憲益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這一時期，他們豐富得近于龐雜的翻譯與出版活動一直延續到60年代中期。僅就成書出版來看，已經涉及古典詩詞、傳奇、評話、小說、戲曲，現代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古今文學史，古典文論，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其他門類的作品。

　　從具體書目來看，這一時期戴乃迭和楊憲益的譯作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我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以左翼與解放區文學作品爲主。其中最重要的，應屬四卷本《魯迅選集》等多部魯迅作品集。另外還有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三裏灣》、《靈泉峪》，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馮雪峰的《雪峰寓言》，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寶葫蘆的秘密》，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大型歌劇《白毛女》，李廣田整理的撒尼長詩《阿詩瑪》等。進入60年代中期，還有梁斌的《紅旗譜》、白危的《度荒》、現代歌劇《赤壁戰鼓》、《劉三姐》等，《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樣板戲（樣板戲譯本均無譯者署名。這部分翻譯作品的情況系筆者對楊憲益先生訪談得知）。

　　其次，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敘事文學。有《柳毅傳：唐代傳奇選》、《中國古代寓言選》、《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宋明評話選》、《漢魏六朝小說選》（收入《燕丹子》、《漢武故事》等漢代小說，但以六朝小說爲重點）、《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小說）等，另外還有我國古典小說名著《儒林外史》等。

　　再次，是我國傳統戲曲的各種劇本。古代戲劇有明代洪的《長生殿》，元代的《關漢卿雜劇選》，近代各劇種有京劇《打漁殺家》、《白蛇傳》，川劇《柳蔭記》、《臨江亭》、《拉郎配》，昆曲《十五貫》，評劇《秦香蓮》，晉劇《打金枝》，閩劇《煉印》，粵劇《搜書院》等。

　　最後，是古典詩文與我國古代文論及文學史作品。主要有《〈離騷〉及屈原的其他詩作》、馮元君、陸侃如合著的《中國古典文學簡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1962年，英文版《中國文學》第8期刊載了楊憲益與戴乃迭合譯的《文心雕龍》節選（《神思》、《風骨》、《情采》、《誇飾》和《知音》）。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上還陸續發表了他們合譯的李白、杜甫、王維、溫庭筠、李賀、蘇轼、陸遊、範成大等人的詩詞，韓愈、柳宗元等人的散文，以及戴乃迭翻譯的大量現當代作品。其中小說、詩歌、散文、劇本均有，尤以前兩類爲重。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紅樓夢》，其翻譯工作實際于60年代初就已開始了。1961年至1964年三年左右的時間裏，戴乃迭與楊憲益已合作譯出了前一百回的草稿。部分譯稿已在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上發表。只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響，接下來的數年間，楊憲益被勒令停止工作，一切譯稿均被擱置一旁，《紅樓夢》的翻譯也被迫中斷。直至1972年楊憲益與戴乃迭先後釋放出獄，重新開始工作時，這一巨著的譯稿才得以修改完成（參見White Tiger，Chapter32，　P195；Chapter33，　P200；　Chapter39，　P236）。

　　林林總總的書目是譯者辛勤勞作的見證。但戴乃迭爲中國文學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所付出的努力又絕不僅止于此。牽扯她大半生精力的工作，更多地跟一份英文版的文學雜志《中國文學》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也是自50年代初就已開始的。

　　英文版《中國文學》創刊于1951年10月最初爲不定期叢刊。1954年起定爲季刊。1958年改爲雙月刊，次年改爲月刊。1964年始增出法文版，此後一直是英法兩種版本。1984年起恢複爲季刊，2002年春終刊。雜志創辦的緣起，在于“1950年前後，部分海外人士對中國新文學表現出一定的興趣；而自40年代起至50年代初的新文學作品，尤其是解放區文學，在國外幾乎無人知曉”（Yang Xianyi：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No。10，　1981。　另據　White Tiger，　Chapter29，　P178），因此，時任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局局長的洪深邀請歸國不久的翻譯家葉君健來創辦一份刊物，介紹這類作品。由于過去對楊憲益與戴乃迭的文學興趣與翻譯經驗有所了解，洪深與葉君健向當時尚在南京的楊氏夫婦發出合作邀請。就這樣，自雜志創刊之日起，戴乃迭就是主要譯者。該刊最初幾年的譯作幾乎全部出自楊氏夫婦與另一位美籍學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之手。

　　創辦之初，雜志的風貌主要取決于譯者提供的稿件。除了應邀翻譯的《王貴與李香香》、《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作品之外，戴乃迭與楊憲益從前的存稿也陸續在上面發表。1952年第二期上發表了他們合譯的《阿Q正傳》及馮雪峰的長文《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次年又發表了《離騷》以及郭沫若《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一文的譯稿。

　　這樣，自創刊之初，由于戴乃迭與楊憲益提供的譯作，《中國文學》雜志就突破了只介紹40年代解放區文學的限定，使古典文學與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得到了向海外展示的機會。自1953年第二期始，這一雜志以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爲主，兼及古典文學的基本面貌開始成形，爲後來的編輯方針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戴乃迭與楊憲益以主動供稿、參與編輯的方式，向英語世界系統介紹中國文學的工作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末，戴乃迭的譯介活動進入回顧與總結階段。前兩個時期積存下來的未完成或完成而未發表的譯作，陸續完成、發表或成書出版；此外，由于楊憲益開始主持《中國文學》編務，譯介主體性具備了自由發揮的空間，楊氏夫婦以編輯、出版和撰文介紹的方式向海外全面傳播中國文學的努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翻譯之外的介紹行爲在此時期占據了他們譯介活動的主要地位。戴乃迭又獨立完成了許多新的譯作。這一時期從而成爲她譯介活動的集大成時期。

　　就成書出版的譯作來看，戴乃迭與楊憲益合作，早已開始的《〈史記〉選》、《紅樓夢》、《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譯作陸續完成、出版。此外，戴乃迭獨立翻譯了大量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其中尤以對新時期以來的女作家作品的翻譯爲重。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張潔的《沈重的翅膀》之外，主要有“熊貓叢書”中的大量作品。

　　戴乃迭的翻譯活動是與對具體譯作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始終相伴的。無論是散見于《中國文學》各期還是集結成書的譯作，正文前後總附有同時譯出的相關介紹性文章。這些文章一般從闡釋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作品問世前後的社會狀況入手，將孕育作品並在作品中或隱或顯的中國社會生活凸現出來，爲讀者創造出一種呼之欲出的現實立體感，幫助他們消除或減少因中西方巨大的曆史文化差異而造成的心理隔膜，以及由此而生的理解障礙。70年代末以後，戴乃迭更是親筆撰文，結合自身對中國社會曆史變遷和人民生活現實的切身體驗，將譯作中體現的曆史與現實向讀者娓娓道來。

　　1980 年10月號的《中國文學》刊載了戴乃迭翻譯的《人到中年》，文後附有譯者的評介文章《新出女作家谌容及其小說〈人到中年〉》。文章對作品産生的社會背景與作家的家庭背景、學習與工作曆程、創作起因及引起的社會反響做了詳略不等的逐一介紹。值得注意的是：譯者不僅直接將自己與作者的對話收入文內，明確提出自己對作者進行的某些人物處理的不同意見，而且極爲敏銳地指出：“陸大夫不同于中國文學中一般的女主人公……她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專業人才的典型代表。她把對祖國的滿腔熱愛都蘊含在不求回報的辛勤工作中。……”（Gladys Yang：　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　Chinese Literature，　No。4,1981。）戴乃迭向海外及時傳達了我國新時期文學轉折的新鮮氣息。更重要的是，文章從這部小說涉及到的社會問題出發，對十年浩劫給中國造成的重大損失，社會轉折後國家面臨的人才青黃不接、外流嚴重、中年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等問題做了嚴肅探討。這些問題曾一度是我國當代文學集中表現的題材，戴乃迭從新出作家的一部典型作品中準確地體會到這一點，並著重加以討論，充分體現了她對社會潮流的把握和對新的藝術的敏銳感受能力，堪稱譯介及時。更爲難能可貴的是，戴乃迭立足于向西方介紹中國、讓西方了解中國的立場，在文中不時地談到：“西方婦女解放運動成員往往奇怪中國爲什麽沒有女權運動，他們應該讀讀這篇小說。中國的男性並不是妻子事業上的障礙……而是與她們共同分擔問題。很多西方人認爲中華民族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民族，人民總是隱藏自己的感情。但是當今中國的許多作家都更近于狄更斯，而不是像他20世紀的許多後繼者那樣，任憑情感赤裸裸地展示出來”　Gladys Yang：　A New Woman Writer Shen Rong and Her Story　“At Middle Age”，　Chinese Literature，　No。4,1981。……這就從中西方文學與文化比較的角度，提出了譯者建立在對東西方社會文化與文學相當了解的基礎上的建設性判斷，爲西方讀者打開了觀察與思考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的窗口。

　　戴乃迭的翻譯作品有一個廣爲人知的特點，就是從內容到精神都高度忠實于原著，體現出一種不虛美、不隱善的文化立場。這一立場在她的文章中有著更爲明確的體現。戴乃迭在80年代以後陸續撰寫的文章中，除谌容之外，還對新鳳霞、張潔、宗璞、戴厚英、遇羅錦、張辛欣、王安憶等女作家做了著重介紹。

　　介紹這些作家的代表作之余，戴乃迭在不同的文章中反複陳述了當代中國女作家的創作與生存狀況，尤其是她們因爲作品中觸及一些社會問題而引起的爭議與非議。她指出：“女性作家要找出時間、空間與精力來寫作，比男性作家困難得多。”除了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造成女作家時間與體力的大量消耗之外，“作品引起的批評”和“對她們私人生活的流言蜚語”［Gladys Yang：　Women Writer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transcript of a talk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November，1983），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1985（London）。］更是女作家們一項沈重的精神負擔。

　　正因爲如此，主題爲“人的異化”和“人道主義”等新型作品的出現，使戴乃迭在介紹文章中一再贊歎女作家們的“勇敢”，並真誠地指出：“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反複陳述這些女作家勇敢，原因在于：對作家疑神疑鬼是中國由來已久的一種傳統。執政者不時地會迫害他們。當今的作家總要受到提醒：要注意培養社會責任感，要教育群衆。因此，即便是對官僚主義提出善意的批評，或是表現某種社會問題，也有可能被曲解爲對社會主義的攻擊。這是需要審慎對待的問題。 ”［Gladys Yang：　Women Writer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transcript of a talk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November，1983），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1985。］與前文結合來看，譯者已經不限于單純對文學作品文本的譯介，而是更進一步地將文學作品孕育、誕生的社會背景，尤其是80年代初中國（女性）作家真實的生存困境介紹給讀者。社會轉型時期，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思考、探索與追求，及其背負的種種積習流弊所造成的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重重壓力，通過戴乃迭坦率流暢的譯筆或文筆，真切地呈現在西方讀者的面前。

戴乃迭翻譯事業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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