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行業正面臨結構轉型
大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剛剛去世不久；上個月，又一位巨匠——德語文學翻譯家，尤其擅長德語詩歌翻譯的錢春綺先生因病離世。
這些年，每當有大師故去，他所在的那個領域總會浮現出一個沈重話題：誰能補上大師在翻譯界留下的空缺？
然而，這回翻譯界的議論遠遠超出了“企盼新的文學翻譯大師”的範圍。因爲，盡管人們習慣性地只把文學翻譯視作孕育翻譯大師的土壤，但內行深知，許多非文學類翻譯的艱難並不在文學翻譯之下，而且能否準確達意，更具實際後果。非文學類翻譯領域，同樣需要大師，同樣應當給有成就、有貢獻者相稱的尊重和榮譽 ——現在該重新定義“翻譯大師”了。
如今90%以上是非文學類翻譯
傅雷、梁實秋、朱生豪、楊憲益等等文學翻譯大師的名字，爲人們熟知。不過，如果今天一說“大師”就只想到文學翻譯，那說明你對翻譯這個行業的認知“落伍”了。
上海翻譯家協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院長柴明熲告訴記者，根據國際上的粗略統計，目前90%以上譯者所做的，都是非文學類翻譯，從字斟句酌務求嚴密的法律典籍，到表述微妙暗藏機關的外交文件；從專業艱深的科技論文，到類型複雜的商務文本……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非文學類翻譯的量日長夜大。這一來，文學翻譯在翻譯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已不足10%。我們或許能據此預計，今後的翻譯大師將可能産生于科技類、法律類甚至商務類翻譯領域。
接受采訪時，柴明熲案頭正放著一整套中國申辦世博會的官方文件，像大辭典那樣厚厚一摞。這套文本由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專業的老師們承擔翻譯，最大難點是其中涉及專業術語無數，需要一一找到與中文對應的外語慣用詞彙，以求準確規範。
柴明熲說，與文學翻譯相比，非文學類翻譯“深入”于各個專業領域，與普通公衆的距離較遠，所以譯者的知名度不可能高。“比如我們如今都受惠于高新技術，而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充分的跨國交流，衆多譯者爲此付出自己獨特的辛勞，但誰知道他們的名字啊？”
翻譯界眼下已向專業細分發展
翻譯行業正在“結構轉型”，大量需要既精通某些專業又擅長翻譯的“複合型”人才。
“很多人以爲，外語不錯，中文也不錯，就能當翻譯了——這是公衆包括高校外語教學對翻譯的最大誤解！”滬上翻譯界一位資深專家告訴記者，目前我國高校英語系每年的畢業生約有12萬人，盡管能通過考級、考證，順利畢了業，但鮮有人能直接勝任翻譯工作。“識英文，但缺乏專業知識，是這些學生的最大硬傷！因爲眼下的翻譯界，已經向專業細分發展。”
比如，英語系畢業生涉足法律翻譯，不僅英語基礎要打得極好，中文功底也要好，還必須懂法律專業知識——但只接受過一些專業訓練，翻出來的法律文件仍會錯誤百出：或用詞不精當，造成譯本上的法律漏洞；或用詞過于書面化，別人難看懂……法律英語的翻譯孰優孰劣，有一套非常明確而完備的標準。譯文做到準確、簡潔、規範，是這個專業領域翻譯的最大難點。
上外高級翻譯學院專門培養職業翻譯。柴明熲介紹說：他們只招研究生，能考上的學生，英語學得都不錯，但剛上手時翻譯的文本、文件，遠遠不能達到職業翻譯的要求，必須在求學期間經受“千錘百煉”。
“翻譯是一個很專業的領域，判斷一個譯者是否合格、優秀，標尺是他翻譯的作品是否符合行業規範。”在柴明熲看來，非文學類翻譯領域如果要遴選“大師”，那標準必定與文學翻譯有很大不同。
“翻譯中國”或將依靠跨界合作
楊憲益先生離去，留給人們的最大擔心是：今後還有誰能像他那樣“翻譯中國”。一些業內人士指出，“楊先生‘翻譯中國’的成就給了後人一個啓示——成功的翻譯需要合作。”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夫人戴乃叠合作翻譯的全本《紅樓夢》，正是“合作翻譯”的典範。
其實，在各個專門領域，成功的譯作也有賴于翻譯和各行當專家的合作。上外高翻學院眼下正在翻譯聯合國環境署的一些官方文本，其中涉及大量化學、管理、政治等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譯者不僅需要自己補課，必要時得邀請專業人士加入合作。
翻譯界人士還有個說法：隨著老一輩翻譯家離去，一個時代已然終結，未來中國的傳統典籍要借助翻譯“走出去”，其途徑極可能是多環節的分工合作——先由文史專家把典籍的文言文譯成現代漢語，再由翻譯譯成外語，最後，還需由外國專家矯正表述、潤色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