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翻譯的意義與精髓
一般看來，英語翻譯研究可以分爲英語翻譯理論研究和英語翻譯實踐研究。二者其實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發展演變而生成的兩個事物。最初的英語翻譯理論可以被看作是在英語翻譯實踐中爲譯者所發現的一些具有指導性、規律性和可操作性的經驗總結。隨著相關學科（如：語言學）的發展進步，英語翻譯理論研究以及英語翻譯實踐研究開始朝著更加 科學的、規範的和客觀的方向發展。然而，這些都更多的關注于英語翻譯過程本身，對于英語翻譯過程中最具能動性的因素——譯者沒有給予足夠重視。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譯者在英語翻譯中的主體地位，特別是在文學英語翻譯中，這“也挑戰了英語翻譯作品在文學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勞倫斯?韋努蒂，1995：307）。譯者選擇“登其主體性的體現，這與譯者所適用的英語翻譯理論、采用的英語翻譯策略、日語翻譯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那麽英語翻譯究竟是譯作還是創作？是科學還是藝術？忠則不信，信則不忠？是歸化還是異化？我們可以以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眼光和哲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一問題，從而對譯者在英語翻譯理論與實踐中的主體地位予以認定。
一譯者主體性理論體現
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認爲世界是一元的，其本源是物質的，意識源于物質，是對物質的反映並對其有能動的反作用。道格拉斯?魯賓遜（DouglasRobinson）的英語翻譯身體學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賓遜指責西方傳統英語翻譯理論研究與其他西方語言學科一樣，長期以來進行的都是“非實體”研究（Robinson,1991:xxi），例如奈達（Nida）關于英語翻譯過程的著名論斷——分析、轉換、重構。他認爲此類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簡約化，僅注重英語翻譯與純粹思維的關系，英語翻譯因而被視爲可以機械操作的過程。而他則欲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英語翻譯研究範式，即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的“英語翻譯身體學”（somaticsoftranslation），使研究能夠落實到人的情感層面，或者說是“人的身體感受”層面，因爲在魯賓遜看來，“是身體指示我們如何行動，是我們了解一切”（Robinson1991:x）。這裏所說的“身體”不同于生理學意義上的身體的含義，魯賓遜聲稱：“不是以犧牲‘理智’或‘精神’爲代價來強調身體學……只是認爲西方在語言交際研究中堅持剝削身體的權利——直覺、感情、身體信號——已經削弱了我們理解說話是發生的一切的能力”（DouglasRobinson,1991:xiii）。這裏的“身體”可以看作是譯者的代名詞，這一觀念主要是強調了譯者在英語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譯者與源文本的關系應和哲學中物質和意識關系趨同：意識來源于物質，是對物質的反映，同時意識又對物質有能動的反作用。由此可見，譯者的主體性是英語翻譯過程中“英語翻譯身體學”的能動體現。
西方語言學主要研究先驗的“言語”，對于鮮活的存于實際生活中的“語言”卻沒有給予同等重視，因此，予譯者的實際工作的指導意義較小。在英語翻譯過程中，譯詞的選擇和確定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結合的基礎之上，受到個人感知和社會束縛的雙重影響。優秀的譯者應能夠控制並准確地傳達這種“身體感受”。這也是爲什麽不同譯者在面對同一文本進行英語翻譯時會得出千差萬別的譯作，這些譯作正是譯者所處的千差萬別的社會日語翻譯文化背景和“身體感受”的體現。
許均在《“創造性叛逆”和英語翻譯主體性的確立》一文中談到：所謂譯者主體意識，指的是譯者在英語翻譯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及英語翻譯過程中的一種創造意識。這種主體意識的存在與否，強與弱，直接影響著整個英語翻譯過程，並影響著英語翻譯的最終結果，即譯文的價值。“具體地說：主體性是主體在對象活動中本質力量的外化，能動地改造客體、影響客體、控制客體、使客體爲主體服務的特性”（。主體性包括目的性、主動性、自主性、創造性，簡言之，即主觀能動性（查明建等。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描述英語翻譯學的興起與發展，以及日語翻譯文化和價值取向研究的盛行，譯者的主體性開始越來越明顯。這既是譯者主體性被發現的過程，同時也是傳統英語翻譯研究不斷深化發展的結果。這一研究的意義在于使英語翻譯研究走出了傳統譯論——“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桎梏，使中國譯論的著眼點不再僅僅局限于英語翻譯標准和英語翻譯日語翻譯技巧的探究範圍內，“原文”不在具有研究的唯一性。 二譯者主體性在英語翻譯理論與實踐發展中的應用與體現
談到英語翻譯，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學英語翻譯，尤其是美國，譯論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關乎于文學的。就文學本身的閱讀欣賞而言，本來就屬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領域，因此，文學英語翻譯是譯者展示其主體性的最佳舞台。譯者因其自身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生活經曆等主觀因素上的差異，以及所處時代、政局、社會等客觀因素的不同而最終給出千姿百態的譯作。除此之外，像學術英語翻譯、科技英語翻譯包括軍事科學及資訊 英語翻譯、財經英語翻譯、日語翻譯文化事業等其他英語翻譯，在這些類型的英語翻譯中主要從文本選擇中體現譯者的主體性。譯者從自己實際工作出發，選擇最有價值的文本，最適宜的理論與策略從而實現其英語翻譯作品的特有功能，如引進最新資訊、弘揚民族日語翻譯文化、吸引大衆消費等等。
中國的英語翻譯史可以說是譯者主體性的完美詮釋。我國的英語翻譯事業始于西漢的私民間佛經英語翻譯活動（BuddhistScripture），至今已有兩千年的光輝燦爛的曆史。從東漢至唐宋的佛經英語翻譯是我國英語翻譯史的第一時期，主要的譯者就是僧侶，比較著名的英語翻譯家是安世高，“三支”，釋道安，鳩摩羅什，真諦，釋彥琮，玄奘等。譯者的主體性除了體現在題材選擇上外，還體現在策略選擇和語言表現上。這一時期主要是統治者以自己統治需要出發，選擇經文英語翻譯以教化民衆；這些英語翻譯家又都系出佛門所以對此是欣然授命而且是得心應手。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譯者不同，玄奘屬于將外語英語翻譯爲母語，而且他又有遊曆列國的經驗作爲支持，使其在日語翻譯文化和語言方面較其他譯者而言更具優勢。他提出的“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英語翻譯標准，即“忠實、通順”，是主體性濃縮的體現，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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