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知識首頁>>翻譯知識列表十一>>翻譯的文化之維: “翻譯的政治”

翻譯的文化之維: “翻譯的政治”

　　“翻譯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是20世紀60 年代以來西方後現代語境下出現的一種問題意識(a sense of questioning) 。孫歌認爲, 它“首先來自本土知識精英權力乃至利益的分配關系, 來自知識精英與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糾葛”[1 ] (前言) ,

　　即福柯所關注的那種“微妙的、獨特的隱藏于個別之下各種各樣的痕迹”[1 ] (前言) 。毋庸諱言, 這裏的“政治”超越“管理活動”、“會議”、“主席”、“政客”之類的傳統概念一 , 進入了現代政治哲學的範疇, 是指權力關系(power relations) 及其相關的擺布謀略(strategies of manipulation) 二。而“翻譯的政治”當然就涉及跨語書寫(translingual practice) 中的權力問題。如果我們作一番追蹤,“翻譯的政治”

　　這一命題至少可溯源至文藝複興時期德國宗教領袖馬丁·路德的《聖經》翻譯, 因爲據劉禾女士稱,

　　當時圍繞著《聖經》翻譯存在著多種複雜的政治利害關系———路德革命性地將《聖經》翻譯成現代德語, 成爲德國新教改革運動的基石, 但伴隨著一種沖撞與交融之“痕迹”[ 2 ] (P61) 。這一蹤迹“播撒”

　　至當代西方大量的文藝批評、文化批評的著作中。

　　而“翻譯的政治”作爲一個命題的正式提出應首先歸功至歐洲學者沃納·溫特(Werner Winter) 之名下, 她于1961 年發表的《作爲政治行爲的翻譯》(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 可視爲最早論及“翻譯的政治”的文章。文章談的是斯大林之後的蘇聯翻譯活動、蘇聯的種種“教條灌輸”及其通過把亞洲國家的文學譯成俄語來博得這些國家好感的險惡用心。隨後, 馬麗娅·妮塔·多倫(Marcia NitaDoron) 與瑪麗蓮·加迪斯·羅斯(Marilyn GaddisRose) 兩人于1981 年發表《翻譯的經濟與政治》(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一文, 談及譯者的貧困狀態, 並對翻譯出版市場的政治作了一個簡單化的分析。[1 ] (P171) 20 世紀80 年代的一位美國學者馬丁·傑伊(Martin Jay) 在Permanent Exiles :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America 一書中的第12 章也提出“翻譯的政治”問題,[2 ] (P61)另一位美國學者特歐·海門斯(Theo Hermans) 也幾乎在同一時間, 在自己選編的文集《文學的操控: 文學翻譯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中通過對“操控” (Manipulation) 這一概念的使用, 也間接提出了這一問題。[3 ] (P126～142) 而進入90 年代, 分別來自東西方的兩位學者對此命題作出了空前的貢獻: 一位是來自孟加拉國的伽亞特裏·斯皮瓦克( GayatriSpivak) , 她在1993 年的Q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一書中首次正式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翻譯的政治) 之命題, 對其內涵、外延及産生的語境作了較爲系統的闡述, 將它置于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的視角中予以考察, 並對其中蘊含的權力問題作了深刻的討論[4 ] (P313 - 315) , 第一次使此命題步入了科學化的軌道; 另一位是來自加拿大的謝莉·西蒙(Sherry Simon) , 她在1996 年的Gender in Translation 中提出了同樣的命題, 只是用詞有所不同———“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翻譯的政治) [4 ] (P313～315) 。當然, 與前者相比, 此命題的內涵較爲狹小, 僅限于“性別政治”領域。不過與前者相比, 她們均有所突破, 都注意到了與翻譯有關的大量複雜的曆史、文化、心理問題, 視角是新穎的, 其眼光的敏銳, 是令人佩服的, 是當代西方翻譯理論與文化批評理論方面的一份寶貴資源。

　　同一時期的美國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 在一篇名爲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Cultural Identities (1996) 中也明顯地涉及到了翻譯中的“文化政治”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genda oftranslation) 問題[3 ] (P145) 。當然, 我國學者並未對此問題熟視無睹, 也隨即作出了反應。香港學者王宏志、陳順馨亦于20 世紀90 年代分別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中均敏銳地提出了翻譯的“政治”這一問題。大陸的辜正坤、謝天振、許鈞均自20 世紀90 年代後期以來不同程度地談及這一問題。無論他們在敘述機制上有何差異, 概括起來, “翻譯的政治”這一命題主要研究的就是“主體文化”一 (host culture) 裏的所謂知識精英們遭遇“客體文化”二 (guest culture) 時對後者采取的一系列充滿權力變數的“擺布、操控、操縱” 策略, 包括對原作的改寫(rewriting) 、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 、翻譯與殖民主義者的“暴力”、特定語境下意識形態對原作的“強暴”以及譯作的生産和流通等方面二。即是說, 這一命題是對傳統翻譯研究的顛覆———從“原著中心” ( source - orientedness) 走向“譯文中心”

　　(target - orientedness) 。它包孕了一種“文化政治”

　　問題, 不對翻譯的技術層面負責, 旨在從宏觀上研究翻譯行爲過程中指涉的一系列深層的文化問題,

　　已進入了“文化批評” (cultural studies) 之維, 這正是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的理論要旨。[5 ] (P33) 所以, 當今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 (cultural turn) 是我們翻譯研究者們必須面對的視域, 否則, 我們的研究就會走入死胡同, 難以有學術意義上的突破, 同時也會導致我們在與西方同行交流時的“失語症”, 無法進入實質性討論。[6 ]筆者不揣簡陋, 也打算在此加入“翻譯的政治”這一命題的討論之旅, 讓我們開始這“破冰之旅”的第一站。

　　一、翻譯的“改寫” (rewriting) 策略

　　當代西方譯論家艾德溫·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公然宣稱: 翻譯當然就是“改寫” ( rewriting) , 是服務于權力, 充滿變數的文本“操縱”。

　　之前, 19 世紀英國小說家塞謬爾·巴特勒(SamuelButler) 甚至說過一句刻薄無情的話: “誤解作者,

　　誤告讀者, 是爲譯者”。劉禾女士亦明確指出,“翻譯”一詞應該被理解爲改寫、挪用以及其他相關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一種簡略的表達方式。[ 2 ] (P36) 當然, 這樣的“改寫”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作, 而是與許多人的政治意識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這樣一種“操控”已由對原文文本的操控演變爲對文化的操控。[3 ] (P34) 無疑, 這是翻譯的“政治”問題研究不能回避的“子問題”。已故當代美國學者安德列·勒菲費爾(Andre Lefevere) 對這一“改寫”問題進行了認真而系統的研究, 可算是當然的“改寫”權威, 代表作爲《翻譯, 改寫和文學名聲的操控》(Translation ,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1992) 。勒菲費爾認爲,

　　作爲“改寫”的翻譯在其中起著不可估量作用的文學系統( literary system) 取決于三個主要因素[3 ] (P131) : (1) 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 , 包括批評家、書評家、譯者和教師; (2) 文學系統外的提攜人、庇護人(patronage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 , 主要指那些促進或阻礙文學閱讀、寫作、改寫的掌握著實權的個人或團體(the powers :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 可以是某一特定曆史時期的實權人物(如莎翁時代的伊麗莎白一世, 20 世紀30 年代德國的希特勒, 等) ,

　　可以是出版商、媒體、政治階層或政黨在內的一群人, 也可以是控制著文學和文學觀念流通的一些機構(如國家科學院、學術期刊、教育部門等) ; (3)

　　主流詩學( dominant poetics) , 包括“文學技巧”

　　(literary devices) 與“文學角色構想” (the concept ofthe role of literature) 兩方面, 前者指文學樣式、象征、母題與原型場景、人物; 後者指文學與生存于其間的社會體系之密不可分的關系, 勒菲費爾在此綜合了勒菲費爾、韋努蒂、西蒙、妮南賈娜、德裏達等人的說法。

　　系孔慧怡女士構建的一個術語。

　　將“多元體系派” (polysystemists) 的“不同文學形式之間的抗爭”之概念予以發揮。

　　我們可以以現代日本小說在美國的英譯爲個案進行討論。20 世紀五六十年代, 美國格拉夫出版社(Grove Press) 、阿爾弗雷德·諾福出版社(AlfredKnopf) 、新航標出版社(New Directions) 經過“精心選擇”, 出版了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三位作家小說的英譯本。這些出版商顯然是“文學系統外的提攜人”, 該出版誰的作品? 出版哪類作品? 怎樣策劃? 完全由他們手中的權力決定,

　　所以說是“精心選擇”的。而這些作品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 審美旨趣在譯者手中發生“變形” (distortion) 。即是說, 這些“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

　　對它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寫” ———將戰前日本的好戰黩武、近在咫尺處的威脅性形象“改寫”成雅致、無言、難以捉摸而又淒楚憂郁的形象。這點引起了很多評論家的不滿, 紛紛發出質疑, 這就是典型的日本特色嗎? 谷崎潤一郎似乎不可能寫出那樣乏味的文字。這一英譯典律(canonized rules) 的確立完全取決于與出版商有密切聯系的譯者個人的審美旨趣。霍華德·希伯特(Howard Hibbert) 、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 ) 、伊萬·莫裏斯( IvanMoris) 、愛德華·塞丹施蒂( Edward Seidensticker)

　　四位譯者在制造這些譯本的時候, 其審美情趣就“圈圍”在哀婉動人、輕松悠閑之層次上, 體現了對不可複得之過去的感傷懷念。而譯者們這番對原作的“操控”策略又受制于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二戰後, 爲遏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 美國欲與日本重修舊好、聯袂合作, 就得從本土上予以文化的支持。這樣, 這些譯本就傳遞著更大的地緣政治學上的含義: “在日本幾乎是, 曆史地說, 一夜之間從太平洋戰爭期間不共戴天的仇敵轉變爲冷戰期間不可或缺的盟友之時, (存在于擬譯小說中的)

　　審美化了的國度正好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日本形象。”[1 ] (P365 - 366)

　　二、後殖民語境下翻譯的暴力問題

　　這是當今後殖民主義批評家斯皮瓦克與妮南賈娜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一直爭相討論的熱點命題。

　　這兩位來自第三世界的學者以他們自身的“被殖民者” (colonial) 的切膚之痛, 對第三世界文學譯至英文語境中的一系列強權與暴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這與其說是研究, 不如是一種潛意識的控訴, 一種文化的抵抗, 一種自我身份的書寫。

　　孟加拉學者斯皮瓦克在1993 年《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一文中特別關注翻譯所導致的一系列意識形態問題( ideological consequences) 以及大量的變形現象(distortion) 。她將它們置于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三維空間中予以文化闡釋, 並不遺余力地清理不同維度之間存在的張力(tensions) 。她嚴厲地批評那些西方女權主義批評家———她們主張歐洲之外的女權主義文本都應該譯成強權者的語言“英文”。她指出,

　　這樣一種翻譯時常都被一種“譯作腔” ( tranlationese) 所表述, 它會貶抑那些富于政治色彩但卻較少擁有權力的個人或文化的身份認同。她說:

　　“在批量的英文翻譯中, 可能會出現民主的法則被誘騙爲強者的法律的機率。這種情形發生于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譯爲一種翻譯腔(translatese) 之際,

　　其結果是一個巴勒斯坦女性的文本常常與一個台灣男性的文本有異曲同工之處。”斯皮瓦克就此提出了後殖民主義是如何聚焦翻譯與殖民化之粘連的問題的。即是說, 翻譯在殖民化過程(the colonizationprocess) 中以及在“播撒” (disseminate) 殖民地人民的意識形態化建構的形象(an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image) 方面起著十分巨大的作用。換言之,

　　從原文到第三世界語言的翻譯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動, 巴斯奈特與勒菲費爾稱之爲“翻譯的不光彩曆史” (a shamefu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這一問題似乎與語言的“政治”問題有關, 與語言的揚升有關。

　　印度學者妮南賈娜在1992 年出版的《爲翻譯定位:

　　曆史, 後結構主義與殖民語境》(Siting Translation :

　　History , Post - Structuralism ,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爲深刻的研究。她認爲, 翻譯是一種傳輸霸權機器( hegemonic apparatuses) 的話語之一(其他話語爲教育、神學、史志編纂和哲學) , 而後者從屬于殖民規則的意識形態建制(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colonial rule) 之腋下。她特別關注那樣一種方式———殖民者以此使用大量作品的英譯來建構一個代表真理的重寫的東方形象(a rewritten image of‘East’) 。她對翻譯在這一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 中所起的“不光彩”的作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翻譯, 作爲一種實踐,

　　在殖民主義操縱下的不對稱權力關系(the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中得以成形。”

　　三、翻譯中的性別政治問題隨著女權主義批評理論的完善和深入, 此問題于20 世紀90 年代後期進入翻譯研究的視野, 引起了圈內外批評家的濃厚興趣。當代加拿大女權主義批評家謝莉·西蒙于1996 年推出這方面的專著《翻譯的性別: 文化認同與傳譯的政治》( Gender in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 對翻譯中被貶抑的處于從屬地位的性別政治問題首次進行了較爲系統的討論。[ 3 ] (P131) 西蒙認爲, 女權主義譯論就要關注翻譯的這種女性氣質, “去識別、批評將女性與翻譯貶抑至社會—文學階梯底層的那一團概念” (the tangle of concepts) 。

　　比如說, 在昔日加拿大魁北克文學的法語翻譯(literary transgression) 中, 將厚重的蒙特利爾方言“joual” (錨杆) 插入20 世紀六七年代的文學中,

　　對原著實行“幹涉主義”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

　　它是一種明顯的反殖民表述, 是強烈的被壓抑的女性特質的彰顯。它同時也是自我身份的確認。西蒙據此提出了“翻譯項目” (translation project) 之概念, 對忠實問題予以重解和動搖: “對女權主義翻譯來講, 忠實既不指向作者, 也不指向讀者, 而指向一個書寫項目———一個書寫者與譯者共同參與的項目。”簡言之,“忠實”這一似乎看來陳舊的問題在性別政治的曆史上産生強烈反響, 遭到了女權主義者步步爲營的解構———後者醉入了“一種無休止的重讀、重寫的高潮亢奮之中(her delight in an interminable re - reading and rewriting) , 躊躇滿志地炫耀著對原作文本任意擺布的指符” (flaunts the signsof her manipulation of the text) 。這一切體現了一種不證自明的專使語言爲女性說話的政治權力行爲(apolitical activity aimed at making language speak for women) 。巴斯奈特也持同樣觀點。如魁北克一群女權主義作家寫于1976 年的一部劇, 其中有一句話:

　　“Ce soir , j ’entre dans l ’histoire sans rélever majupe”, 字面意義爲: “今晚, 我不撩裙子就進入曆史,”而女權主義譯者林達·加博裏安(Landa Gaborian) 就將之大膽譯爲: “今晚, 我不叉開雙腿就進入曆史。”旺·弗拉脫(von Flotow) 因此列舉了女權主義翻譯的三種實踐方法: 增補( supplementing) 、加寫前言與腳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 以及“劫持” (hijacking) 。與此同時, 女權主義譯論重估女性譯者在曆史上對翻譯所作的貢獻, 討論法國女權主義理論翻譯中出現的變形問題( distortion) , 並考察《聖經》的女權主義翻譯。據西蒙稱, 20 世紀上半葉的主要譯作均系女性作爲。

　　綜上所述, “翻譯的政治”植根于文化政治的邏輯, 理所當然應該成爲我們外語界、翻譯界、比較文學界的問題意識(a sense of questioning) 。它能將翻譯研究從傳統的“忠實”、“通順”, “直譯”、“意譯”的簡單的技術層面上解放出來, 而步入全球化語境下對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碰撞、對話、抵抗的思考中。

　　參考文獻:

　　[1 ] 許寶強, 等. 語言與翻譯的政治[M] .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2 ] 劉禾.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學與被譯介的現代性[M] . 宋偉傑, 等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

　　[ 3 ] Munday ,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 [M]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1.

　　[4 ] Spivak , G.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andNew York : Routledge , 1993.

　　[5 ] 王宏志. 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M] .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 1999.

　　[6 ] 謝天振. 國內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J ] . 中國翻譯, 2001 , (4) .

翻譯的文化之維: “翻譯的政治”

相關翻譯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