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翻譯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禮記》已有關于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婿”，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 《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後來，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後漢至宋代，曆一千二三百年，這洋曆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最深刻。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符秦的鳩摩邏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邏什傳》）隋代彥棕(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並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北宋贊甯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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