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文化建構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
毫無疑問，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英語作爲一種強勢語言一直在向弱小的民族－國家滲透，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發達的歐洲國家的人們爲了實現與世界的交流和“接軌”，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來學習英語。因而也許有人認爲，既然全世界的人們都在學習英語，將來還會需要翻譯嗎？翻譯的功能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將會消失嗎？對于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即使情況果真如此，翻譯的作用也沒有而且不會削弱，反而已經而且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與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影響一樣，它非但不可能使不同的民族文化變得趨同，反而更加加速了文化多元走向的步伐，因而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進行翻譯研究，便成了當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前沿學科理論課題。在這方面，法國學者雅克·德裏達、丹麥學者道勒拉普、比利時學者約瑟·朗伯特、德國學者沃夫爾岡·伊瑟爾和霍斯特·圖爾克、英國學者蘇珊·巴斯奈特、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爾、歐陽桢、托馬斯·比比等均作了較爲深入的研究，他們在這方面頗多著述，並且提出了不少對我們具有啓發意義的洞見。因此研究翻譯理論的學者往往稱從文化角度來考察翻譯的學者群體爲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種發展的趨向或潮流。在一個“文化”無所不包、無孔不入的全球化時代，翻譯更是難以擺脫“文化”的陰影了。
誠然，上述這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中國學者從跨東西方文化的理論視角進行深入研究確實提供了方法論方面的啓示，同時也爲我們從一個更爲廣闊的語境下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但上述學者除去歐陽桢作爲漢學家精通中國語言文化外，其余學者的著述研究範例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語境，或者依賴翻譯的中介，因而得出的結論很難說是全面的和盡善盡美的。盡管如此，與國際翻譯學術界在近三十年內的發展相比，國內的翻譯研究可以說尚處于開始階段，大多數翻譯研究者仍然很難擺脫嚴複的信、達、雅三原則的討論之淺層次，並未自覺地將翻譯研究納入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語境下來考察，因而至今能與國際學術界平等討論對話的紮實研究專著仍不多見，只有一些零散的論文散見于國內各種期刊和論文集。當然，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得我們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大大地加快了速度，在全球化這個大平台上，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平等對話已經成爲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爲，從事翻譯研究或文化研究，沒有中國文化的知識或中國語言的造詣至少是不全面的。鑒于目前所出現的翻譯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拘泥于狹窄的語言字面的困境，從一個全球化的廣闊語境下來反思翻譯學的問題無疑是有著重大意義的。它一方面能填補國內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中國學者的研究實績來和國際同行進行討論，從而達到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的高度。通過這樣的討論和對話最終對從西方文化語境中抽象出的翻譯理論進行重構。
*本研究爲國家社會科學“十五”規劃基金項目“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一部分，批準文號爲04BYY045。
·作者 王 甯（清華大學外語系，北京100084）
——節選自《中國翻譯》2005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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