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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譯文學經典

在近代文學翻譯界，傅雷先生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卷帙浩繁、技藝精湛的譯品而被批評家譽爲在中國一兩個世紀也難得出現的翻譯大家。他畢生致力于中法文學藝術交流事業，把法國經典作家伏爾泰、巴爾紮克、梅裏美、丹納、羅曼·羅蘭的重要作品介紹給了中國讀者，洋洋500余萬言。他在其中用力最多的是巴爾紮克和羅曼·羅蘭兩位大師的小說。兩者相較，如果說巴爾紮克譯品是“傅譯浩瀚天地中的重鎮”，若從接受與影響的精神層面來考量，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則是傅雷翻譯世界中拔地而起的一座豐碑。這是法蘭西文學巨子羅曼·羅蘭和中國翻譯界一代巨匠傅雷用心靈、智慧和激情所共鑄的一座潔白的豐碑。

傅雷生前談及自己翻譯經驗時，曾說過：“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有的人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羅曼·羅蘭和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對傅雷來說，可謂“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的朋友。傅雷與他們的相遇，是20世紀中法文學交流史中的“奇緣佳遇”，是熱愛真理、追求光明的中國弟子和法國導師的心靈相遇。我們知道，從譯介學學理層面看，譯者是作者的代言人，他負有在本土文化圈內訴說作者心曲、延伸原作文本生命、拓展原作生存空間的使命。傅雷之于羅蘭，從其相通的心智和氣質、相似的性靈才情、相近相匹的學養和熱情，以及傅雷精湛的技藝和上佳的譯品，都不難看出，傅雷是羅蘭在中國的理想而忠實的代言者。海峽兩岸凡是讀過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讀者，面對這部“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文本，親臨過那行雲流水、色彩豐富的文字和流淌在字裏行間那股熾熱的激情和精神氣韻，品味過那“江聲浩蕩”的警句和恢弘瑰麗的樂章，都會從中獲得一種真與美的心靈熏陶和洗禮。當他從閱讀中走出來的時候，都會感到自己的生命獲得了新的增添，都會情不自禁地與克利斯朵夫這個閃爍著強奮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清新的靈魂”擁抱得更爲親密，因而都會從心底裏發出一致贊歎：多虧了傅雷以獨有的才情、睿智和激情的參與，才使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不朽巨作在東方這塊擁有最多讀者的大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傅雷才是羅蘭不辱使命的最佳代言人，這不是需要人們來探討的學理，而是不爭的事實和共識。羅蘭和傅雷珠聯璧合，原著和譯作先後輝映，這的確是近代中法文學與文化關系史冊值得一書的佳話。

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由傅雷脍炙人口的譯介而成爲翻譯文學經典。灌注了作者與譯者生命激情和精神理想的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在70多年風雨兼程的中國之旅中，成了“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和無數青年讀者所追奉的新人形象，對中國現代知識界和新文學作者文化人格建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約翰·克利斯朵夫》借助傅雷翻譯文學經典流入中國，最使中國接受者振奮的，莫過于克利斯朵夫這一向真、向善的靈魂所投射出的羅蘭精神。何謂羅蘭精神？這就是爲人類之大愛、爲自由和真理而搏鬥所折射出的人道主義精神、人格力量和英雄主義氣質——我稱之爲羅蘭精神的三根支柱，它也是傅雷精神的體現。羅蘭說過：“人道、自由和真理——這是寶中之寶”，是“最崇高的道德價值”，是生命的“神祗”，他創作的目的，“在于將人從虛無中搶救出來，在于不惜代價地給人灌輸魄力、信念與英雄主義”。對此，傅雷心有靈犀，他對傅敏說過：“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義至上，這種種都應當作爲立身的原則。”他譯介羅蘭是爲了尋求一種精神支撐，引進“堅忍、奮鬥、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 ”羅蘭的精神內核，令人聯想到儒家“仁學”結構中“愛人”的人道精神，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格追求和舍生取義的曆史責任感。無怪乎傅雷譯介羅蘭要征引孟子的警句作爲譯文的獻詞：“……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由西方文化所培育的羅蘭精神和由儒家文化積澱的中國民族心理結構之間的某種相似和契合，在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和中國作家之間構架了精神溝通的橋梁，而這座精神會通之橋，是由偉大的羅蘭和卓越的翻譯家傅雷共同架設的，傅雷爲構築這座聯系東西方賢智的橋梁，不惜以身殉職，最忠實地履行了羅蘭一個時代的“精神遺囑”。

在羅蘭精神中，最能激起中國接受者心靈震撼和精神共鳴的，是羅蘭在探求真理、追求人性至善的逆境中奮勇搏擊的英雄主義。這種英雄主義對中國知識群體，特別是對在黑暗中苦鬥求索的中國新文學作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早在1920年代，中國新文學的奠基者魯迅，就在他主編的《莽原》譯出日本作家寫的《真勇主義》，率先向國人介紹了羅蘭的英雄主義精神。此後，隨著傅譯羅蘭翻譯文學經典的形成、流傳和克利斯朵夫與中國讀者“拉手”，我國不少作家，如巴金、胡風、路翎、蕭軍、白桦等，便不止一次提到它，不僅把它視爲生存哲理加以崇奉，而且把它作爲看待人生、探索人生的一種準則，助成了一代求索者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文化人格建構，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産生巨大影響。

在中國新文學作者看來，羅蘭的英雄主義首先是直視人生的“大勇者”的戰鬥精神。白桦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撰文指出，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集中體現著這種英雄精神，贊歎他在人生攀登中，“踏碎橫在自己前程上的障礙，不懼怕、不避免任何艱難，直視人生，深味著人生，沒有妥協，沒有虛僞，片刻不停地時時和困苦艱難戰鬥”，堪爲榜樣。對于一個執著于人性開發的文學家來說，直視人生的戰鬥精神，其實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表現。蕭軍在1945年發表的《大勇者精神》一文中，第一個將羅蘭的大勇者的精神與魯迅的那種“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直面人生的戰鬥精神，將羅蘭的英雄主義和魯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聯系了起來。蕭軍認爲羅蘭的“ 大勇者精神”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來，便是“真誠”二字，“真誠的感情，真誠的思想，真誠的美和力量”，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是執了這‘真誠’底從諸種悲苦、困厄、墮落、失迷……而沖殺出來的。而作者底一生也正是用了這‘真誠’底劍，醮了自己‘真誠’的血液，沖殺過來的一人”，這種對“真誠”的強調，完全與中國新文學作者致力追求的“真的文學、人的文學”是相通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那些主體意識強烈、個性鮮明的作家如路翎、胡風、巴金等，正是沿著這條路子，從羅蘭那裏汲取思想滋養和文學滋養的。

在中國新文學作者中，真正把握到羅蘭的英雄主義與魯迅的現實主義精神之間的內在聯系，並在理論上加以開發的是胡風，在創作上加以實踐和拓展的是路翎和巴金。胡風讀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迷戀羅蘭的英雄主義，贊歎羅蘭創造出“那爲善而受著痛苦的靈魂”，以此來“救援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在孤獨和寂寞中間作戰的痛苦的兄弟們”，來“照亮他自己身受的腐朽的世界和困乏的人生”（胡風《羅曼·羅蘭》，1941年）。胡風感到，羅蘭筆下的一些受難的靈魂之所以具有一種魔力，成爲一種精神力量的象征，就在于真實，“真實就是生命，曆史的真實只有溶進戰士底偉大的性格而被發現出來以後，才能夠成爲精神的力量。”羅蘭創造的這些“偉大的性格”和真實的、“受著痛苦的靈魂”正是羅蘭的英雄主義、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胡風明確地指出，羅蘭的英雄主義通過中國精神界之戰士魯迅，“俯向了中國人民的苦難”，“燃燒在克服苦難、爭取自由的人民裏面”（胡風《向羅曼·羅蘭致敬》，1945），他清楚地看到了羅蘭的英雄精神在中國滋養民心、滋養文心和振奮民氣的重要作用，因而更深刻地捕捉到了羅蘭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與魯迅現實主義精神內脈相通，並助成了他對寫出真實人生、寫出人生真血肉的“靈魂現實主義”之思考與探索。

路翎對羅蘭精神的崇尚，直接引領他創造出中國式的克利斯朵夫，他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我在當時，是很欣賞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內容是當代的人生追求和當代的人生現實之間的鬥爭內容。我在寫《財主底兒女們》的時候，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伴我走過這段行程。”我們在他這部小說男主角蔣純祖身上，確實見到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他們都具有不尋常的“雄心和夢想”，幻想建立奇功偉業，都企圖跨過“混噸的生活”，追求闊大、自由的人生，都是“漂泊者”，都驕傲于“漂泊者”的那份“孤獨”，都有著“內省”的狂熱癖好，都不乏“光榮的、高貴的”自我意識，都表現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這些相似都深深地打上了羅蘭英雄主義的印記，表明傾心于英雄氣魄的路翎是怎樣深切地顯示著羅蘭的精神特質。以致他筆下的這個蔣純祖和約翰·克利斯朵夫比肩而立，成爲日後一些青年讀者的“ 不可分離”的“知己”與“伴侶”。

將羅蘭的英雄主義和戰鬥品格升華爲生命意識和創作的主體精神，並由此開創了人品與文品諧和一致的中國新文學一代風範的，是巴金。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師在提及外來文學滋養時，從未回避羅蘭給予他的這種特殊的影響。他在1940年代給法國漢學家明興禮博士的一封信中曾這樣明確地說過：“我喜歡羅曼·羅蘭的早期作品，比方他所著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三部傳記、大革命戲劇。他的英雄主義給了我很大影響：當我苦悶的時候，在他的書中我常常可以尋找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地明了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歡樂。靠著他，我發現一些高貴的心靈，在痛苦的當兒，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割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們的模範和典型。愛真、愛美、愛生命，這是他教給我的。”在這裏，巴金顯然是把羅蘭及其英雄主義視之爲人的“楷模”和爲文的準則加以接受的。正像羅蘭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往往不可分割一樣，集作家、戰士于一身的巴金，爲文的原則和爲人的原則也是二而一體的。當他從羅蘭那裏學到了“愛真、愛美、愛生命”的品質時，事實上他也獲得了一種爲文的準則，巴金的全部作品可以說都是這“愛真、愛美、愛生命”的頌歌。這是巴金受惠于羅蘭英雄主義人品和文品的結果。

傅雷翻譯文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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